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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工业中的侯孝贤(上)

By 1905电影网2014 . 08 . 07 侯孝贤侯孝贤研究

台湾电影工业中的侯孝贤(上)

1973年,台湾当局失去联合国席位仅仅一年后,侯孝贤进入了台湾商业电影工业,在一部不起眼的电影中开启了起初很不起眼的职业生涯。仅仅十年后,侯孝贤成为台湾在海外最重要的文化使者。只有理解了与台湾全面转型密切相关的电影转型之后,这点才讲得通。

  那么这个时候侯孝贤在哪里?既不在论战中心,也不在论战前线,甚至没有参与论战。相反,侯孝贤谨慎独处,在很大程度上隔离于这些大的社会潮流。1973年,台湾当局失去联合国席位仅仅一年后,侯孝贤进入了台湾商业电影工业,在一部不起眼的电影中开启了起初很不起眼的职业生涯。仅仅十年后,侯孝贤成为台湾在海外最重要的文化使者。只有理解了与台湾全面转型密切相关的电影转型之后,这点才讲得通。台湾电影并不简单地反映上文讨论的这些历史独特之处;它也在支持它们的同时扮演了反对的角色。在过去,电影充当了为历史和政治掩盖真相的工具。然后突然在揭示长期被遮掩的事实方面,跟当局唱起了反调,不仅在台湾的银幕上,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在这种历史发掘方面,侯孝贤尤其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华语电影大师侯孝贤华语电影大师侯孝贤


  然而,侯孝贤1973年加入的电影工业,对完成这样一项历史任务来说,是力不从心的。在任何地方电影都是一个引人注目和广受欢迎的存在物,一种需要体制高度支持的艺术媒介,无论这种支持来自个人还是公众,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结果是,它无法避免社会整体的影响。当然,台湾电影也几无可能避开数十年来塑造这个岛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然而,尽管在侯孝贤的创作生涯中台湾电影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有一点是持续不变的,那就是台湾统治者,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制定了有利于其他电影——主要是香港和好莱坞——的政策,而本土电影成了牺牲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将损害侯孝贤的个人利益。


  台湾真正的商业电影花了很长时间来发展。尽管日本电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电影之一,尽管日本现代化的整个方案曾改变这个岛屿的基础设施、医学、农业和文化,尽管这个岛屿为电影制作提供了广泛的多样化的潜在场景,但是台湾并没有像1931年后的满洲那样,成为日本电影的生产基地。相反,台湾主要是作为日本电影的市场。到1935年,48家剧院专门放映电影,其中31家维持到了1945年。1945年至1949年间,因为环境动荡,台湾电影没有获得实质性发展。因此,台湾电影的真正历史始于1949年,那时台湾成为国民党政治经营的最后舞台。然而,它发展得相当缓慢。甚至当国民党试图用一只手扶植电影工业的时候,又会用另一只手扼杀它。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香港正在发展一种有生命力的并且最终强大的商业电影,这一事实刺激了台湾电影圈的很多人,他们常说:“如果香港能够做到,为什么台湾不可以?”毕竟,相比香港这个更小的岛屿,台湾拥有多姿多彩的风景,比如壮丽的山脉,富饶的森林,美丽的海岸线,甚至在岛屿的西边还有广袤的平原——所有这些都是电影制作的有利条件。台湾的人口也是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四倍。答案是台湾最初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甚至直到1960年代中期,都不能有助于发展一种繁荣兴旺的电影工业。1949年秋天,只有5%的上海电影团体迁移到了台湾,而被更大的自由召唤迁移到香港的,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而且,那些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们多数进了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这是一家主要制作纪录片和宣传影片的公营制片厂。这意味着虽然有一定数量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到了台湾,但是几乎谈不上有创造性的天才。与国民党没有直接关系的大陆电影导演、制片人或者明星,要么留在上海,要么投奔香港稳定和自由的环境,这点不难理解。1949年,台湾看不出有长期稳定的迹象;甚至国民党也仅仅把这个岛屿视作有朝一日“收复大陆”的临时基地。


  在最初的十五年,台湾电影仍然表现得像一场巡回路演,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电影工业。台湾当局更关心的是避免重蹈19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覆辙——那时左派压倒右派,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不像香港的殖民政府,国民党偏好严格控制任何电影“工业”的存在,首先就在1950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加以监管。国民党当局直接监管台湾的每一家私人电影公司和电影机构。任何一家与电影相关的机关的头目都一定是国民党党员。当局情报机关的指令源源不断,均蛮横地强加强烈的反共立场,另外还有反“赤色”、“黑色”和“黄色”原则。


台湾中影总部所在地:中影八德大楼,原名“华夏大楼”,为《中央日报》总社原址。台湾中影总部所在地:中影八德大楼,原名“华夏大楼”,为《中央日报》总社原址。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电影不像其他工业获得足够的重视。电影行业被宣称为一种“特殊的”工业,尽管它能产出效益,但还是受到压制。台湾其他领域的税率从来不会超过30%,然而娱乐税高达60%。电影票的印花税比其他任何工业高出11倍。更重要的是,进口电影器材,无论是为了制作还是展出,都被视为“奢侈品”,因而其关税要高出其他行业50%还多。后者对电影行业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强迫台湾的电影制作者在电影胶片上偷工减料。而且,它甚至影响了主要的制片厂——“中央电影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它成立于1954年,由当时的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农教”)和台湾电影公司(“台影”,接管自日据时代)合并而成。不用奇怪,“中影”在国民党的直接控制之下。


  当局严密控制的结果是,台湾制作生产了大量的纪录片和宣传短片,但是几乎没有虚构的故事片。那些拍摄出来的影片主要是为了宣传目的,而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文化教育。1950年代生产的极少数故事片也都是票房灾难。这些电影角色老套、拙劣,回避官方禁忌,制作粗糙,观众压根不为所动。第一部故事长片《恶梦初醒》仅仅使用了四万英尺日本过期胶片,这导致影片呈现雾化效果。第二部故事片是“农教”出品的《永不分离》,通过蓄意描述由共产分子制造的本省人和新近迁来的大陆人之间的各种矛盾,试图驱散“二二八事件”的幽灵。有时结果令人哭笑不得。一部1960年代的闽南语电影情节涉及一个邮递员在关键时刻弄丢了一些信件。这点被当局审查员剪掉了,因为它可能会有损邮递员的形象。然而,这一删减导致电影几乎无法理解。《飞虎将军》是1959年的一部政宣片,不惜工本地描绘地方空军学院飞行员的训练。但是军方要求电影情节中不许任何飞机有问题或出事故,也不许有任何人员伤亡,这导致成片缺乏戏剧张力,也失去了它的宣传潜能。当局的约束是如此的极端,以至它的政宣电影不被允许表现共产党的旗帜或徽章,甚至不许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当局政策也伤害了台湾以外的任何潜在观众:因为过度反对“共匪”的主题,《恶梦初醒》的发行权没法卖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这三个地区都要考虑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本土电影制作陷入瘫痪,台湾影院的增加却总得有其他电影来填充。在每年上映的六百到七百部电影中,只有两三部是本地制作的国语片。在香港,商业电影工业没有类似的政治和经济的约束,从一开始它的电影就席卷了台湾的银幕。1950年至1954年间,总共有662部国语片在岛内上映,其中大多数来自香港,少数是上海老电影,只有13部是台湾本地摄制的。1953年起,国民党也将进入台湾市场赚钱的通路作为控制手段,通过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也称“自由总会”)对香港电影施加影响。这确保进入台湾市场的香港电影在政治上都是合口味的。不过香港也反过来能够从国民党那里获取好处。最关键是1956年,香港国语片作为“国片”,可以不受现行配额制度限制,同时免于重检。所产生的实效是,香港国语片不再受限进入台湾市场,它现在被归类为本土制作的一个部分。正如卢非易总结的:“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国民党当局为了说服香港电影工业,允许香港电影不受限制进入台湾市场。看到这个机遇,香港电影心系台湾市场,最大化地扩大它自身的产量。这对台湾电影工业本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他政策进一步推波助澜。黄卓汉是“自由总会”的核心成员,他跟国民党当局就不合理的电影生胶片和设备关税进行了协商。自此之后,香港“自由总会”的会员公司进口电影设备的关税都被新的法规松绑了。“自由总会”的任何会员进口电影生胶片和设备进入台湾,在六个月内都免征关税。这项措施的目的本是为了鼓励岛内的香港电影生产,但是制片商可以提交一份两个小时片长的脚本,却只拍摄一部八十分钟的成片,然后把剩下的生胶片拿到当地的黑市上交易。这种做法是如此的普遍,以致新闻局在1958年终止了电影生胶片进口的免税政策,这项政策只对电影设备有效。


  出乎意料的是,这项政策不仅没有导致台湾制作更多的国语片,相反却迎来闽南语电影摄制的第一波高潮。尽管那时当局希望用国语取代闽南语,但是国语主要应用于教育系统,而非电影领域。同时,只要闽南语电影承载了正确的宣传信息,或者至少不和官方路线背道而驰,国民党也允许它们存在。台湾本地的电影制作如今可以从香港那边获取电影生胶片,这样就回避了过高的进口关税。在1955年至1959年间,台湾总共生产了178部闽南语电影,数量超过国语电影三倍。


  然而,我们不应将这种现象理解为一个真正的私营行业的开端。事实上,这些电影与其说是正规电影厂的制作,不如说是不靠谱的经营者的短期投机和开发。影片产量之多可能值得称道,但电影本身绝大部分不是这样。考虑到电影生胶片是珍贵的物品,摄制者总是尽可能地少用。一些人专门在黑市倒卖电影生胶片,电影的实际创作反成了次要的事情。何基明是1956年第一部闽南语电影的导演,他绞尽脑汁地设法不让任何胶片被剪掉。他在开拍之前排演多次,使用每卷电影胶片的七到八英尺引带拍摄成片中的过渡空镜。最终,他仅仅使用了9500英尺胶片,几乎没有被剪掉的。辛奇是最著名的闽南语电影导演之一,他拍摄了90多部闽南语电影。根据辛奇的说法,电影制作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生胶片的昂贵和时间的匮乏:“我们那时拍摄闽南语电影使用的胶片通常进口,或者从黑市买来。一部电影平均需要800个镜头。因为胶片昂贵,我们浪费不起。而且,我们拍了那么多的电影,一年大概一百部,花在每部电影拍摄上的时间非常短,平均两到三天就可拍完一部电影。”甚至当下一个十年出现相对高档的国语片,在摄制中仍然存在同样的偷工减料现象。


台湾著名导演李行台湾著名导演李行


  无可否认,1960年代在台湾看到了一个更像样的电影工业的起点。然而,1950年代为后来的一切奠定了基础,甚至包括1980年代的新电影运动。闽南语电影和制片体系一样粗劣,却成为后来的工业人才的训练基地,比如李行,他是台湾电影导演的“教父”。1950年代,台湾本地电影工业中有利可图的玩家只有像“中影”和私营的联邦公司这样的发行商。发行商最终决定本地电影工业的长期命运,甚至在1980年代也是如此。当局政策、香港电影在本地市场的早熟优势、岛内落后的电影制作、围绕电影生胶片的争议和本地发行商发展迅速的力量——尽管台湾电影经历的这些变化始于1960年代,但是当侯孝贤和新电影在1980年代早期崛起的时候,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先决条件,新电影不可能问世。


  在1963年,因为岛内外一些事情的合力作用,台湾电影的面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这里的“岛外”,又是指香港。那一年,邵氏兄弟公司发行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该片是黄梅调电影类型中的一部国语片,当时在台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迄今还有人疯狂迷恋。它在台北创造了连续放映186天的纪录,收入800万新台币票房,打败了当时的所有票房纪录。(它的这一成绩直到1983年才被成龙《A计划》超越。)因此,香港人开始称呼台北是一座“狂人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对台湾的经济冲击持续久远。它凸显了台湾市场对香港电影的确切无疑的重要性。它也导致台湾的很多戏院中断和美国电影公司的协议,反而开始放映国语片。而且,当这部电影的导演李翰祥突然搬到台湾,带来技术和艺术人才,外加大制作计划,也启动了一个成熟的私营电影业。李翰祥在那时已经是邵氏兄弟公司最著名的导演,专攻古装片拍摄。李翰祥为邵氏执导了许多部票房大卖的影片,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极大成功而获得足够的奖赏。竞争对手国泰集团看到了这个引诱李翰祥离开的机会。然而,李翰祥仍然要承担和邵氏兄弟的签约责任,不能毫无法律纠纷地直接为国泰旗下的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拍片。因此,国泰通过在台湾的联邦公司,出资成立一家以台湾为基地的大的新电影公司,国联公司于是诞生了。公司首脑正是李翰祥本人。


  结果是诞生了一家在台湾规模空前的电影公司。尽管它在5年多内只制作了20部电影,但是国联独力将制作水准提升到新的水平,培训人员,创立明星制度,帮助建设更好的海外发行,鼓舞其他公司也装配相似的片厂设备。它也创造了几部电影经典。事实上,它也可能是一种超过或者至少达到香港电影水平的电影工业的开始。最重要的财政资助者是马来西亚华人陆运涛,他是国泰集团的老板。陆运涛在台湾电影业投入了500万美元,显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可是他后来死于空难,这场空难被许多人宣称改变了台湾电影历史的进程。黄卓汉说:“如果不是这起空难,台湾的国语电影制作可能进入一个黄金年代,提升到国际水准。事与愿违,香港电影一枝独秀……”


李翰祥指导影片《西施》海报李翰祥指导影片《西施》海报

  没有了主要赞助人的干预,李翰祥便自作主张,国联公司很快变得像1920年的联艺公司,那家公司由缺乏财政管理经验的艺术家掌控。李翰祥1965年拍摄《西施》是挥霍无度的最好例子,这是一部奢侈的历史古装片,它花费了李翰祥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制作,消耗了2300万元新台币。有关这部电影的数字是惊人的:42处布景,6000套戏服,30000个道具,8000匹马,120000个临时演员(军队提供),334个工作日,800辆双轮战车和120000英尺电影胶片。它是1965年的本土票房冠军,然而它的首轮放映仅仅收回约500万新台币,因为票价非常便宜。国联公司再也没能从这次财政打击中复原过来。然而,所有这一切催生了国语片制作中真正的私营行业。国联的发行公司联邦,也开始自己制作电影,首作是胡金铨《龙门客栈》,成功吸引胡金铨来到台湾,他后来在此拍出了1970年代的经典作品《侠女》,它是1980年代之前唯一一部在国际电影节的最高竞争舞台上获奖的华语片。


  但是烦人的问题出现了:这真的是台湾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还是仅仅是香港电影的延伸?事实很简单,台湾私营电影业几乎打一开始就与香港电影纠缠不清。比如说,黄卓汉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横跨两个地域。1967年他在香港创建了第一影业机构有限公司,但又在台湾成立制片分部,拍摄武侠片。财政、人才库和政治方面的联系是如此纠结(甚至当局运营的制片厂也大量从事与香港公司的合作制片),导致不可能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它们一起被归类为“国片”自然于事无补,西方观察家也感到困惑。甚至直到今天,台湾和香港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台湾的每部电影史都会提及这一时期在台湾制作的经典影片——《冬暖》(1967)、《侠女》(1970)和《喜怒哀乐》(1970),把它们视作台湾电影来讨论。然而,与此同时,张建德的香港电影史把这些电影归为香港制作,这在香港是普遍的看法。张建德讨论李翰祥、陆运涛和国联,也视之为香港电影史的构成部分。因为《侠女》在1975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特别技术大奖,所以此片特别有争议。(待续)


  摘自《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

  作者:James Udden

  译者:黄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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