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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杜蒙:性和暴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By 1905电影网2015 . 01 . 05 布鲁诺·杜蒙法国电影

布鲁诺·杜蒙:性和暴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观众看影片的1个半小时,很可能不知道影片到底在谈论什么,我没有一个东西要说。观众是被电影催赶的,影片会让他们的思路开始奔跑,而不是一直处于麻痹的状态。我不想控制观众,但我想给观众提供一种东西,一种他们很熟悉的人类本性,比如战斗、性爱,这就像哲学。


        布鲁诺·杜蒙是今年(2009年,编者注)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项的评审团主席。在戛纳电影宫内,身材修长、长相英俊的杜蒙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好奇地追问来自中国的记者,能否在中国的电影院内看到自己的电影,“你们难道没有电检制度吗”?得知盗版DVD和网络下载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影迷时,他还是非常开心地笑了。他的助理告诉记者,当天他正在倒时差,整个人本来很累,状态极差。


        杜蒙不用英文回答问题,坚持说法语。他有着淡蓝色的眼睛和优雅的外表,骨子里还固执地保持着法国人特有的矜持和高傲。这位向来低产、低调的法国导演,非常专注地回答每一个问题,眼神锐利。但站在颁奖礼的舞台上时,他却把双手插在裤袋里,一副游离在外的样子,显得和舞台上大多数人格格不入。


布鲁诺·杜蒙布鲁诺·杜蒙

        在影评人眼里,杜蒙“无理、自负,大胆坚持使用非职业演员,又与众不同”。哲学硕士出身的杜蒙,在80年代做过广告片导演、电视编导,但他一直希望能拍摄电影,不断地把自己创作的剧本四处递送,1994年终于得到回音,拍了一些纪录片和剧情短片。


        处女作《人之初》在戛纳一鸣惊人之后,1999年的《人性》(Humanity)一片显示这位导演在迅速成熟,形成了一种冰冷疏离、极度内敛的禁欲主义风格,最终以黑马之姿抱走戛纳评审团大奖、最佳女演员及最佳男演员3项大奖。2003年,他的《29片棕榈叶》(Twentynine Palms)又入围了威尼斯竞赛单元。这3部作品,因为题材大胆而备受争议,也被称为“情色三部曲”。三部曲拍完,杜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熟练地运用性和暴力,冷静甚至残忍地进行对道德信仰的审视。


        杜蒙是戛纳电影节的宠儿。2006年,他凭借与“情色三部曲”截然不同风格的影片《情战弗兰德》(Flanders)再度拿下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影片描述的是一场虚构的战争,这个略有末世色彩的故事似乎与他以往的创作大相径庭,以朴实的乡村生活对应了无处不在的暴力,在没有配乐的平静中,战争的残酷更令人震撼。获奖之后,杜蒙成了法国艺术电影院线的“救命稻草”,被誉为“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接班人”。


        “我的电影是彻底哲学的,都是形而上的电影,关于善、恶、爱、恨”,布鲁诺告诉记者。他的电影经常触碰到法国当代社会问题的要害,又不断地探究自我内在的世界,并用自己学院派的哲学背景加以深化。他喜欢在法国北部的家乡Bailleul拍片,电影里的非专业演员,经常要面对年轻时代的苦闷、种族主义的攻击和尖锐的性别政治……


        杜蒙告诉记者,他第一次去农村,是有一次陪当医生的父亲去乡下做医疗拜访:“当时我坐在汽车里,看到农田、农舍,就能看到他们的生活、苦难、困境。”英国媒体评论说:“他的影片就如同在从汽车的车窗里观察法国当今社会,试图去理解他们的痛苦、人性。”


        杜蒙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法国人民”拍电影,但是在市场方面,他始终都没有和本国观众变得亲近。《情战弗兰德》在戛纳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法国公映时,仅售出8万张电影票。“现在的大众并不想要看太有智商的电影,因为他们备受法国那些衰落的概念折磨。

《人与子》海报《人与子》海报

        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只是想要找乐子。法国现在正在遭遇危机,我拍《情战弗兰德》的时候,是在为法国人民拍电影,但是他们都不想要看。”他对此充满遗憾,在他看来,“法国已经被全球化覆盖了,真正爱电影的人群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大众消费时代,他们只是偶尔怀念那种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电影模式。”


        对于各种批评的声音和争议,杜蒙从不理会。在法国,他的电影被批评有过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在描写战争时。布鲁诺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他的新片《哈德维希》即将开机,故事依旧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讲述一个女人对上帝的爱。作为导演的职业道德。


        B:11年前,你拿着自己的处女作《人与子》来到戛纳,拿下了金摄影机大奖。今年,你已经是这个鼓励新人的竞赛单元的评审团主席。这11年里,你和戛纳电影节都有了什么变化?

        D:其实是那些看电影的人在变化。现在,越来越少的人会喜欢敞开胸怀去接受一些开放、前卫的影片。在我看来,这11年里,电影环境的变化远远比我个人内心的变化要大。


        B:你自身有什么变化呢?

        D:我不想成为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我只想做自己。我仍然相信着别人也同样坚信的东西,而且,导演就应该按照自己相信的东西去拍电影,而不是为了观众去拍。这些年,我拍电影的理念从来没有变过,我不是为了观众而拍电影,不是为了卖弄性感,而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B:作为评审团主席,什么样的作品才能打动你的内心?

        D:导演是通过作品和别人沟通的,也只有通过电影才能释放自己的心灵。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现在这个竞赛单元有2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电影,有的人是在讲述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这样,有的作品则是在用文学的语言抒情……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他们都在表达自我。

        能够真正让人感动的电影,一定会有强烈的冲击力,而且是关于人性本身的。大多数时候,评委看一个导演拍的片子时,真正被触动到的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真的很短。我说不清为什么被那些精彩的瞬间触动,只知道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瞬间。


《情战弗兰德》海报《情战弗兰德》海报

        B:你一直是个低调的导演,而且非常低产。你喜欢这样的节奏吗?

        D:拍电影是份很困难和痛苦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首先,你必须要确立正确的拍摄题材,如果这个问题把握不好的话,那就非常危险。然后,要花很长时间来写一个剧本,来思考如何把这个剧本完善,所有的场景都应该在你的脑海里已经演练过多次。

        准备开机前,还要涉及看景、服装、道具、找演员、建立剧组……这又是个浩瀚、复杂的工程。所以,我要制定一个计划就要花上很长时间,有时候今天想一个计划,几天后才有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做起来都会轻松,对于我来说,这些都很不容易。


        B:你电影中的色情、暴力成分,一直都存在很多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

        D:我的电影关注人的精神、本能以及与人性相关的一切。当然,性和暴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我的影片还涉及爱和诱惑。我的影片的确饱受争议,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考验。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我尝试着去留意别人的反响,这能帮我把握这个“度”。事实上,我很想通过性与暴力来阐述我的思想。


        B:你对中国电影了解多少?

        D:这些年的亚洲电影发展非常快。2006年,我曾去釜山电影节担任过新浪潮竞赛单元的评委。我还记得那一年我们把奖颁给了一位中国导演,他叫杨恒,执导了《槟榔》,我觉得那部电影就非常不错。我记得,他曾经和我一起探讨作为导演的职业道德问题,这个年轻的导演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质,我被他的电影打动了。其实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好电影,给我的触动很深。


        B:为什么你一直都坚持选用非职业演员来演自己的影片?

        D:我挑选他们,是因为他们和角色中的人物生活个性非常靠近。我没有让他们去看电影剧本,我只需要他们的内心生活世界。只有这样,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才能够真的表达他们自己。他们是这部电影的中心,电影完全依靠他们的给予。我写完剧本,经常还会在演员人选确定后再做些调整。


布鲁诺·杜蒙布鲁诺·杜蒙

        B:这样是不是也比较有利于你拍摄小成本的电影?

        D:小制作的电影对于我来说非常好。如果真的有更多钱,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拍电影了。


        B:你的教育背景,会让你的电影拍得非常“哲学”,对你来说,电影真的可以用来思考哲学问题吗?

        D:观众看影片的1个半小时,很可能不知道影片到底在谈论什么,我没有一个东西要说。观众是被电影催赶的,影片会让他们的思路开始奔跑,而不是一直处于麻痹的状态。我不想控制观众,但我想给观众提供一种东西,一种他们很熟悉的人类本性,比如战斗、性爱,这就像哲学。

        我拍的电影就像哲学,它们都是关于人类本性的,观众完全能理解这些本性。当然我不能保证自己能把所有观众都聚集到电影院里去看、去喜欢我的电影,我不愿意去说教。观众坐在那儿,这才是我的兴趣。电影中有性爱,有各种情绪,我在等待观众做总结,等待他们通过电影来质问人们建构的文化。在内心深处,我对这种文化是怀疑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对于我,电影可以用来提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是什么?我们来自哪里?要做什么”。


        B:很多人认为,你影片中的女性形象非常模糊、甚至呆板,为什么会这样?

        D:女性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她们只是一种必要的提炼。很多女性观众都批评我这个观点,但是我只能对她们解释说,这是你们的期待,毕竟我是个男人,我只能做到这些。


        B:你一直在欧洲拍电影,曾经想过离开这里,去美国或者其他地方拍电影吗?

        D:在欧洲拍电影费用比较低。2000年,我的制作人第一次带我到美国西海岸的时候,我特别想拍一部叫《The End》的电影。这是对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反思,它具有好莱坞电影的特征,同时内在又是自我破坏性质的。作为一个电影项目,它看上去有点天真,但我很喜欢这个想法,用好莱坞的方式来挑战它自己。不过,我很快意识到,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拍得出《The End》这样的电影,但是我很想立即就能拍。


        B:你觉得要过多少年,你才会拍这部《The End》?会选择去好莱坞拍摄吗?

        D:我曾经有一个电影项目会和美国的影星合作,并在美国拍摄。但问题是,我并不能接受他们的工作模式。照搬美国电影的所有元素:明星、制景、剧本……在不断的修改、返工的过程中,我起初的想法只能存在于精神维度中。美国电影不是要讲述简单的情感、善恶,而是要创造一个神奇的神话,这个神话就是观众自己。现在美国电影已经很成熟,他们有固定的道德模式,已经被定型了,但是我的《The End》并没有定型。

        汤姆·克鲁斯布拉德·皮特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演员,但是他们和大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了取得大众对影片的强烈兴趣,我就要争取和布拉德·皮特、汤姆·克鲁斯这样的大明星合作。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电影的氛围。


        B:你个人下一部要拍摄的新片进展如何?

        D:我现在正在筹备一部关于上帝之爱的新片,探讨一个人怎样去爱上帝,叫《哈德维希》,主角是一个中年墨西哥人,今年下半年就会开机。



本文原载于《看电影》

作者: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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