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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纪录片导演徐童:纪录片是“长”出来的

By 1905电影网2014 . 05 . 28 徐童纪录片

独立纪录片导演徐童:纪录片是“长”出来的

2008年拍摄出处女作《麦收》的徐童,就将视线放在社会底层人物身上,这部为他带来诸多麻烦的电影,却是当代纪录片中对鲜有人探知的底层人物的心灵生活状态,刻画得较为深入全面的一部。

  2008年拍摄出处女作《麦收》徐童,就将视线放在社会底层人物身上,这部为他带来诸多麻烦的电影,却是当代纪录片中对鲜有人探知的底层人物的心灵生活状态,刻画得较为深入全面的一部。2009年他又拍摄了《算命》,以一位算命先生为主线,将很多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故事串连在一起。2011年的《老唐头》中主要人物与《算命》一脉相承,三部纪录片被评论界称之为"游民三部曲",徐童则成为独立纪录片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算命》导演徐童与演员石珍珠《算命》导演徐童与演员石珍珠


  出现在1990年代的中国独立电影,自诞生到现在一直对底层人物也就是所谓的"游民"格外关注,徐童在接受IBTimes采访时表示,越是生活的艰难的人物越是透露出顽强的生命力,虽然有时会触碰到敏感的边缘地带,但总有人应该站出来为那个阶层的人代言。


《麦收》惹来的"祸"

  IBTimes中文网:据说你的第一部纪录片《麦收》为你带来一些麻烦? 

  徐童:《麦收》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上面放映的时候,一些专门帮助特殊人群的社会工作者(NGO),怀着正义的想法,在电影节上贴出告示,呼吁大家抵制《麦收》,抵制它放映。他们觉得这部电影会伤害了拍摄者。我当时觉得片子表达了一个真相,这很重要。但是这样一个好的愿望遭到抗议,最后造成该片不能在大陆放映。几个月后,在香港华语纪录片电影节上,NGO又在香港发出同样的抵制活动,愈演愈烈,声讨导演和电影节。我想,他们的抵制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就算你的初衷再正义,也不能损害到个体的利益。可问题是我们总无法避免这种伤害。就算不是特殊人群,也不涉及个人隐私,摄像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施暴。这既是纪录片的原罪,我将如何面对和呈现我的拍摄者?怎么让片子生长,延续下去?就像麦子,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地"长"出来。


纪录片的真实

  IBTimes中文网:纪录片都会遇到真实所能达到的界限问题,也就是你所谓的纪录片的原罪,你找到了怎样的解决办法?

  徐童:从《麦收》之后,我想我需要一个合作的人物。一粒"种子"。他应当愿意拍摄自己的故事,愿意作为自己那个阶层的人代言。这应该是一种自觉,一种觉悟。作为种子选手,他本身就是那样的,自然而然的破土发芽,自我发出声音来。这要靠点运气,靠老天,靠点缘分。结果她就来了,在拍摄《算命》时认识了唐小雁。经过半年的拍摄,这个人物一步步丰满起来。她说她愿意站出来,去呈现她那个阶层所有的真实生活。她帮我穿针引线,认识了很多人。她和我一起去参加了东京、首尔、荷兰、瑞典等地的电影节,参加了不少映后的交流活动。她的合作,让我可以回敬那些质疑。她的参与方式表明,拍纪录片不是导演将自己的镜头对准某个人或某个事件就是真实,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纪录片是建构出来的真实,是真实的虚构。它是在生活中共同创造和完成的。它是需要时间浸泡出来的。新闻是抢出来的,纪录片是"长"出来的,需要在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后来,我不被纪录片的原罪纠结了,而是尝试和拍摄的主要人物建立起合作的关系,一起去走完一段生活。


《麦收》海报《麦收》海报


哀而不伤的表达

  IBTimes中文网:为什么一直将视线和讲述的焦点聚焦在"游民"的身上?

  徐童:处于社会边缘的、灰暗地带的人,生活处于困境,甚至艰险。越是这样,活得越顽强。那种强大的生命力,在潜意识里活下去的强烈欲望,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受得到。底层的求生欲望,无所顾忌,难分善恶,无坚不摧。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甚至宗教状况下,你都抑制不了它。它已经融化在血液里,扎根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就像有位大师说的:政治与宗教,两者都斗不过潜意识的定律,只好臣服。这是弗洛伊德在100年前说的。所以,他们这么强大,这么根深蒂固,就没有理由不表现出来乐观了。一种不堪的境遇里的自我排解,自我娱乐,自我宣泄,自我解放。所以,我的片子总是倾向于哀而不伤的表达。


  《麦收》中运用了频繁交叉剪辑的段落,《算命》中运用传统文学中章回体的叙事方式,《老唐头》则是将主人公的回忆性采访和当下的生活交相呈现。看过徐童纪录片的观众都反应,徐童是一位善于讲述故事的纪录片导演,不同于其他纪录片导演,看徐童的电影不会闷,总会有一条线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他对IBTimes中文网说,讲故事是表达社会真实性的一种选择,"它不文艺,不'装X',不思想,不精英"。


  IBTimes中文网:尽管你拍摄的是纪录片,但是观众依旧能从你的纪录片中感受到非常强的故事性,你怎么看待故事性和纪录片的记录性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徐童:人说电影有两种:一是讲故事,二是拍状态。我觉得不论什么样的电影,故事都是非常重要,它是你所有要表达的东西的载体,通过故事才能进入人物的内心。而且,游民的大部分生活都像故事一样,你拿个摄像机对准一个人,一段故事就来了。相反回避故事就是回避一种现实。或者,我觉得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完成叙事。根本就不会讲故事。这是作为导演的一个缺憾,缺少了一个表达真实的方法。讲故事是个古老的技术,最见功底。另外,故事也最有世俗感,很民间,很有野蛮性。它不文艺,不装X,不思想,不精英,甚至有点反智。因为它不是结构出来的,它很感性,很直觉,很贴近身体。这些东西,恰巧很对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我所钟情的游民生活状态。所以,在我这里,这不是一个个人美学喜好的问题。我觉得中国需要故事、尤其是来自于民间的叙事。这是表达社会真实的一个必然选择。


《算命》工作照《算命》工作照


  IBTimes中文网:除了故事性,你的纪录片还是非常注重结构性的。

  徐童:这些都不是刻意安排的,都是现实生活的折射,生活本身就有故事,本身有结构,到了纪录片中就拟仿出来的。《算命》通过章回体来讲故事,分块,阅读起来更清晰一些。算命是中国古老的手艺,在民间不断流传,所以我借鉴传统文学,像《水浒传》的章回体的结构方式,挺合适的。你看片中那些人的生活就是一折一折的,像章回体一般。所以这不是发明,生活里面都有,传统里头更有。只可惜我们都丢了,好像什么都是创新的好。有本事,你先创新一个不一样的活法,再去表达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不是语言改变了现实,而是现实迫使语言必须做出调整。现实构成了个体表达的欲望。

 

  IBTimes中文网:据说你当时准备给《老唐头》筹资一百万美元,这对于纪录片是天价了。

  徐童:当时想法比较大,想把老唐头的回忆都演出来给观众看,把故事还原出来,比较直观,避免一个人坐在那老是说。因为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口述历史的片子,我不想当个档案收集者,档案保管员。最后,还是资金不到位,国内的情况就这样,主流媒体当然有那些钱的,拍的很烂;独立的没门儿。釜山电影节和上海电视台加起来给了16万,这笔钱多一半还是还账了,剩下的拍完了《老唐头》。老唐头讲述出来的那些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以后有一天有投资了,我还想把这些故事写成剧本,拍成故事片。


  IBTimes中文网:没有了审查制度的限制,那是不是意味着独立电影的拍摄就不受限制了?

  徐童:当然少一个限制就会好一大块,自由一大块。不过,人到什么时候都是有局限的,人是尚未完成的动物。认识的局限,自我屏蔽,自我审查,都会时刻限制我们的表达自由。独立导演有时也是井底之蛙。


  一年的放映场次,从国内到国外几十场不过百场,每场放映的商业收入几百元。这便是大多数中国独立纪录片拍摄出来后的遭遇。就像徐童的"游民三部曲"中所记录的游民生活,没有固定的户口,没有养老保险,很多纪录片导演本身就是游民。徐童对IBTimes中文网说道:"他们的生活得像所有的北漂一样,有的拍一两部迫于经济压力就没法坚持下去了。早期我也是借房子、租房子住,一年搬两回家很正常。"


《老唐头》工作照《老唐头》工作照


  IBTimes中文网:《老唐头》获得了釜山电影节以及上海电视台的支持,但是一般来说纪录片的筹资和资金的回收还是个大问题吧?

  徐童:除了《老唐头》,其他的片子都是自掏腰包。《麦收》比较幸运,在首尔电影节获得一等奖,奖金12万元人民币。钱还是还账了,剩下的拿去拍《算命》。这是奖金最多的一次。不幸的是去年听说这个身边的电影节也倒闭了,出资方不给钱了。首尔电影节在我起步阶段给了巨大的帮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它。资金回收肯定是个问题,国际电影节的支持都是凤毛麟角的,放映和收藏也是非常少的,比如像美国的大学的收藏,一般是300到500一张DVD。因为是教育版,不是大面积的发行,数量又非常有限。所以,独立纪录片几乎没有资金来源,更谈不上市场和良性循环。我这几年也靠朋友的个人支持才能完成创作,借此机会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另外,独立纪录片大多数是在贫困的状况下拍摄的,几乎谈不上什么制作了。这种粗糙的质感恰巧对应了我们粗糙的现实生活。所以美学不是空想出来的,是现实条件逼出来的。

 

  IBTimes中文网: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纪录片导演的资金回收是很大的问题,经济收益方面几乎是没有的,那么你为什么还是要坚持在这个行业内?

  徐童:其实谈不上坚持,这本来就是自己认定的一种生活方式。习惯了。相反如果让我换个活法,那才是坚持呢,比坚持还难,是煎熬了。我满足这样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就是我的纪录片拍摄,如果离开了现在的生活,源泉也没了。拍纪录片就是自愿的一个事,就尽量不往钱和市场上想,一想就太悲观了。力所能及的找到些资金,找到设备,把我朋友们的故事一直说下去。

 

  IBTimes中文网:有没有想过以后进入所谓的"体制内"?

  徐童:那肯定是一种煎熬了。我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扛不住。不过,对话甚至合作还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扩大社会对影片的认识。


《老唐头》工作照《老唐头》工作照


  IBTimes中文网:我曾经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看过你的纪录片放映,艺术影院的放映活动仍旧是独立导演们传达声音的主要舞台吗?

  徐童:主要的放映场所就是国内外的电影节、影展,民间组织的放映。国内的放映活动很不稳定,像游击队。尤伦斯的艺术电影的常规放映也取消了。国外这方面是很成熟的。2010年我去东京参加一个影展,在一个常年放映艺术电影的影院里放映《算命》,卖票,100多个座位全满,还要在后排加座。影院很古朴,常年只放艺术电影,叫艺术院线。人家有这样的地方,也有这样一群观众,这么一个传统。

 

  IBTimes中文网:分级会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徐童:可能分级会有改善,但分级不是一剂良药就能治百病,关键还是内容,走一步算一步吧。内容上犯忌讳的片子分了级就能放吗?我不抱什么希望。一个作者也力所不能及。不管到什么时候,拍下去都是个人的本分,独立的发出声音,自然会有一批独立的观众。这本身就是推动。

 

  From【IBTimes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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