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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达内兄弟 “我们的电影比 现实更乐观”

By 1905电影网2015 . 05 . 20 电影制作达内兄弟比利时电影罗塞塔现实主义

专访达内兄弟 “我们的电影比 现实更乐观”

让-皮埃尔·达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做了本分的事情,影片最终催生出法案“纯粹是运气”。“只是国家借我们获奖的东风,给法案起名为‘罗塞塔’,我们没有任何企图要(参与政治)通过法案。”弟弟卢克接着说:“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和人们对话,影响他们,但我们从未想过要改变世界。”

      1999年,达内兄弟执导的《罗塞塔》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大奖;同年,比利时通过一项名为“罗塞塔”的《青年就业法案》,旨在保护像影片中主人公这样的失业年轻人。今年,达内兄弟带着《单车少年》来到戛纳。


达内兄弟 达内兄弟


达内兄弟第六次来到了戛纳。


  这两个比利时老头都已经头发花白,哥哥让-皮埃尔·达内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弟弟吕克·达内则稍稍胖些。走红地毯时,他俩都穿着得体的黑礼服,接受两边媒体和观众的“顶礼膜拜”。


《罗塞塔》电影海报《罗塞塔》电影海报

  此前,兄弟俩每次来戛纳必有所斩获,1999年的《罗塞塔》和2005年的《孩子》曾两夺金棕榈大奖,2002年的《儿子》与《罗塞塔》分别将男、女主角送上戛纳影帝、影后宝座,2008年的《罗尔娜的沉默》则获得了最佳编剧奖。达内兄弟是戛纳历史上为数不多两获金棕榈大奖的导演。


  在中国,达内这对兄弟组合导演远没有美国的科恩兄弟,甚至沃卓斯基兄弟(曾拍摄过《黑客帝国》系列——编者注)的名字如雷贯耳,只有一小撮文艺青年和纪录片爱好者,如获至宝地将他们作品的DVD塞进放映机,沉浸于他们阴冷色调下的运动镜头所创造的“现实世界”。


  达内兄弟钟情于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关注社会底层人士。他们的影片场景常常设置在萧瑟的秋天,常常会有一个不务正业的父亲,一个被抛弃的儿子,或是一个挣扎在困顿生活中的女人。他们的电影没有说教,没有怜悯,没有惺惺作态的多余评论,几乎就是把生活还原给观众。


  这一次,他们带来的是《单车少年》。影片中,12岁的小男孩塞里尔被父亲抛弃,寄养在孤儿院,但他不相信这个事实。


     一次偶遇让他认识了孤儿院边上美发店的莎曼塔,她帮他买回了之前父亲送给他的自行车,好心带养他,陪他过周末。可塞里尔生性焦躁不安,与莎曼塔无法安宁相处,并在小流氓的教唆下袭击路人,盗取钱财。不过,最终赛里尔理会了莎曼塔的一片真心,迷途知返,开始过上新的生活。


《单车少年》电影海报《单车少年》电影海报

  和达内兄弟以往电影不同的是,《单车少年》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色调葱郁,并头一次使用了配乐。影片在戛纳首映当晚,全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8分钟之久。《村声》杂志评论,这是本届戛纳开幕以来最温暖的电影。


镜头对准瑟兰粗糙的庶民世界


  达内兄弟让人相信,最好的电影永远在自己身边。


  达内兄弟生活的地方,是比利时瓦隆区最工业化的城镇瑟兰。瑟兰原是矿产与冶金的工业重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利时面临工业调整和重组,大量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整个城镇的空气污染、温饱及治安问题接踵而至。达内兄弟则始终将镜头瞄准这里。除了《罗娜的沉默》,达内兄弟几乎在瑟兰拍摄了所有的影片。“我们无法想象在别的地方拍摄。”兄弟俩说。


  达内兄弟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哥哥皮埃尔比弟弟卢克大三岁。60年代瓦隆区频频爆发工人运动时,兄弟俩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父母是中产阶级,禁止他们看电影电视。17岁那年,哥哥皮埃尔一怒之下,跑到布鲁塞尔学习表演,并在学校认识了比利时著名的剧作家亚芒德-加蒂。兄弟俩对加蒂的所作所为很感兴趣,于是他们也赚钱买了一台相机,学着加蒂那样给人们拍照。他们对工人的世界很感兴趣。


  “大多数工人住的地方没有公共区域,也就没有地方让他们聊天、交流。于是我们决定拍下一部分人的生活,给另一部分人看。”弟弟卢克在2006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说。


  他们一般在工作日拍摄素材,在周末把拍好的片子拿到教堂或咖啡馆放映。学哲学的卢克毕业后,兄弟俩便成立了专门的制

作公司,为比利时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波兰移民、二战时的抵抗运动、工人罢工是兄弟俩当时拍摄的主要题材。在制作了60多部纪录片后,他们开始尝试新的表达

方式,但镜头依旧对准瑟兰粗糙的庶民世界。


  1999年,达内兄弟完成了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剧情类电影《罗塞塔》。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为罗塞塔的少女,和酗酒成性、自甘堕落的母亲住在拖车里。她十分需要工作,却一再被老板无理由辞退。为了求得一份工作生存下去,她甚至不惜背叛唯一的朋友。当她最后决定开瓦斯自杀时,却发现拖车里的煤气没了,还必须得自己起身去更换沉重的瓦斯罐。手提摄影跟拍带来的画面,让人们深陷一种密切关注的焦虑,观众甚至可以听到女孩的呼吸,看着她用电吹风治疗自己的痛经,用废弃的半个玻璃瓶钓鱼,以及最后艰难地抱着煤气罐往前走的背影。


  这部《罗塞塔》最终让比利时政府意识到乡镇社会青少年失业问题的严重性。 1998年的就业数据显示,比利时有超过一半的25岁以上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6个月仍然没有找到工作。1999年11月12日,比利时部长委员会发布了《青年就业法案》草案,保护像影片中罗塞塔这样的少女。法案规定,企业必须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或者延长毕业生在学时间,直到他们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甚至具体到无论是公共还是私营企业,每招25名工人就必须包括一名25岁以下的年轻工人。后来,因为《罗塞塔》在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法案的名字也被叫作“罗塞塔”。


《罗塞塔》电影剧照《罗塞塔》电影剧照


  哥哥让-皮埃尔·达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做了本分的事情,影片最终催生出法案“纯粹是运气”。“只是国家借我们获奖的东风,给法案起名为‘罗塞塔’,我们没有任何企图要(参与政治)通过法案。”弟弟卢克接着说:“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和人们对话,影响他们,但我们从未想过要改变世界。”


  在2002年日本国内反对死刑的运动中,达内兄弟的《儿子》又被当作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也应邀去往日本。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拍摄新片《单车少年》的最初灵感。“一个青少年法庭的法官告诉我们,一个年轻的男孩被他的父亲送进了孤儿院。父亲说这只是短暂的,没想到他却也再也没有回来。”达内兄弟在接受本报特约记者采访时说道,“这个男孩等啊等,每天晚上,他都会爬上屋顶看着外面,等待父亲来接他。这个故事打动了我们。我们便以它为蓝本开始写剧本。”


在恶的土壤里开出宽恕之花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除了达内兄弟,比利时唯一获得国际认可的导演只有安德雷·德尔沃。尽管兄弟俩的影片拍摄地都在比利时,但对于是否一定要拍拥有“比利时”国家民族印记的电影,兄弟俩却不置可否。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探讨社会底层人群间的微妙关系。“《罗塞塔》里,他们面对的是最具体的问题——失业。影片中,镜头靠得很近,很晃,最多的是面部特写;到了《孩子》,镜头远了一些,平稳了一些,探讨的是人性自身的觉醒;到了《罗娜的沉默》,用的是固定机位,画面更加稳定,更像旁观者的视角。”影评人卫西谛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手持摄影、小成本制作、起用无名演员,一直是达内兄弟作品的标签。新片《单车少年》的画面色彩明亮了许多,破天荒起用了比利时著名女演员西西·迪·法兰丝,并头一次在关键处插入了配乐,但它的内核依旧是一个达内兄弟式的爱与救赎的故事。


在电影节上的达内兄弟在电影节上的达内兄弟


  “达内兄弟很注重细节,”西西·迪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会事无巨细地告诉你怎么表演,具体到每一个动作、每一场戏的情感。所有的东西都在他们的控制内。我不能即兴表演,一点点也不允许。” 西西·迪的上一部影片,是美国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2010年执导的《从今以后》,她如此比较达内兄弟与伊斯特伍德的导演风格,“给克林特拍戏,一般一次就过。他不会到化妆间来看,也不会在开拍前排演。我甚至能够自己写一些台词。”


  在许多影片人看来,达内兄弟似乎对人性中的“恶”很感兴趣。无论是为了获得工作,对唯一的朋友差点见死不救的罗塞塔,卖掉孩子的半熟爸爸布鲁诺(《孩子》),还是《罗娜的沉默》里那个帮助谋杀亲夫的女主人公,摄影机似乎总是站在“恶”的这一边。


  “‘恶’总是更加有趣。站在‘恶’这一边的人,是能够改变的。”卢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而他们也选择在影片中宽恕主人公的“恶”:罗塞塔终究没有见死不救,并在开瓦斯自杀未遂后获得了朋友的原谅;布鲁诺也在监狱里痛哭流涕,与孩子的母亲达成了和解。


  “这种宽恕贯穿着达内兄弟所有的电影,”卫西谛说,他反感那些单纯展示“恶”的作品,而达内兄弟的作品则总是能在恶的土壤里开出宽恕之花。


  达内兄弟曾经这样解释:“我们想知道罪恶感是否会带出一种新的人性。人类在铸下无法修补的事情之后,会不会试图找回自己,也再找回别人。在我们拍过的影片里,我们比真实中的我们要更加乐观。”


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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