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原一男的电影，我很早就开始了。1991年在东京的时候，山形记录片电影节开始之前，我有一段空闲时间，除了去小川的工作室外，就是在山形电影节的东京事务所看片。我那时是记录片的饥饿之人，什么样的片子给我都会当作粮食狼吞虎咽塞进肚里。山形电影节当时的管事人矢野先生就是每天给我塞东西的人。原一男的《前进！神军》就是矢野塞给我的，给我时他什么都没有提示，只说：这个你想看吗？看了，觉得拍的是一个脑子有毛病的前日本“皇军”，战争结束多年后，自己满世界去找从前战友，要他们出来揭露战争罪行，其中一桩罪行是吃士兵的事。当然前战友都拒绝他的要求，这人就死缠烂打，盯住不放，还动手打不跟他去揭露罪行的前战友。这些前战友都已经是白发斑斑的老头了，被他按在自家塌塌米上猛揍，是挺滑稽的，也挺疯狂的。片子看完，还给矢野，他也没有问我觉得如何，当然也没和我说，这个原一男还有另外的记录片，更加疯狂和不可思议。
当时，刚刚认识小川绅介的记录片，在他的工作室看了他大部分片子，也听他说对记录片的理解和认识。我把小川这个人、还有他的片子当作我的指路明灯。我是小川电影的疯狂追随者，觉得记录片就是应该这样，匕首一样插入社会的身体和心脏，剖开来，看被遮蔽的黑暗深处。之后我回到北京，满脑子都是小川的话，也满脑子是小川电影里匍匐在地上、和警察面对面对峙的农民；我马上着手着急要做的就是和文革和红卫兵有关的“我的1966”。
原一男 所以除了矢野给我原一男这个片子看，其他我认识的日本人，没有一个和我提起原一男这个人，包括他的片子。即使当时如果有人把原一男的其它片子给我看，比如《我的绝对隐私·1974恋歌》，那我当时一定觉得，居然会做这种很暴力很黄色的片子，这个作者脑子一定有问题。所以注定我当时是要和原一男这个人擦肩而过。即使93年的山形有个什么电影座谈，我被安排和原一男坐在一起，介绍后我脑子就想：哦，就是那个拍神经有问题的“皇军”的人。
擦肩而过，回头再重新找这个人就是17、8年后的事了。
这个时候我转变巨大的是，曾经疯狂追随的小川和怀斯曼，不再被当作记录片的标准和方向了，更多的可能和方式，随着个人方式或“私人影像”的尝试，正在逐渐展开。再说直接一点就是，觉得记录片不应该只是充满火药枪膛或磨得亮闪闪的刺刀，动不动就要直奔社会心脏；社会现实的多重与微妙，影像表达也应该是多种方式；此外，我也看到一种隐藏的危险是，那些口口声声以记录片为社会责任感的作者或研究者，也在享受着记录片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小川绅介 这个时候再和人谈论原一男，包括他的片子时，就是完全是一种希望拥抱的心情了。这个时候马克出现了，他是研究日本电影的高手，沉浸日本文化和电影圈子多年，和他最早在山形认识，后来他回了美国，在密西根大学当教授。2007年冬天我在密西根大学放片和讲座，完了一群认识的人去了一家酒吧。嘈杂的酒吧里和马克说起原一男的片子，马克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毫不掩饰地大声赞美原一男的片子。以后另外两次见面，一次马克来草场地，一次是去年3月在云之南，我们在说原一男的片子，同时商量着怎么做成一个放映专题。去年10月去山形前，马克来邮件说，约好了和原一男一起在山形见面，具体谈这个放映专题如何实现。这个事情就这么在马克鞍前马后张罗、沟通、协调下，逐步地水落石出。
终于，我们在只谈小川记录片这么多年以后，开始说说原一男的记录片了。这一时刻迟到了将近20年，我们应该在90年代初，和小川的片子一起来谈的，如果那样的话，真实影像的创作就不会只是一条胡同奔到底了。
去年10月，在山形见到原一男，夜色街头的原一男一头黑发。我知道他已经60多岁了，我怀疑他的头发和夜色或者和什么染色剂有关。我问了：头发怎么这么黑？原一男大笑：这是天然的。之后我们在日式小酒馆喝着原一男推荐的北海道清酒、还有薰鱼。自然我们谈到小川绅介，原一男声音很大地说；我尊重小川这个人，但我的电影是反小川的。我吓一跳，日本人罕见有这么直接表达的。转头我看马克，他微笑不语。
尊重小川，但电影是反小川的。前者我非常同意，后者我非常感兴趣。如果小川的电影是直接捅向社会的子宫，那原一男的镜头奔的是人的子宫。在社会的子宫里看人，或者是在人的子宫里看社会，究竟有何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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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艺术导报
作者：吴文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