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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我绝不简单称《一步之遥》为失败之作

By 1905电影网2015 . 03 . 11 电影制作戴锦华电影批评一步之遥昨日之岛

戴锦华:我绝不简单称《一步之遥》为失败之作

我强烈感受到,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中国”。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在大学校园,我们的生活和空间像一块“飞地”。我开始碰触到多元而真实的“中国”,给农村妇女小组讲电影,看到她们听懂、投入、喜爱,听她们没有障碍地引用我的长句子,真的感觉很快乐。有了这些在底层的朋友,得到他们的认可和爱,感到自己活得更踏实。

       去北大拜访戴锦华老师。中文系已搬离静园五院,迁入未名湖东北角一群新建的小红楼。寒假期间院门紧锁,戴老师亲自出来开门,带记者穿过一条条曲折回廊,来到她格外整齐的办公室。


《昨日之岛:戴锦华电影文章自选集》封面《昨日之岛:戴锦华电影文章自选集》封面

      刚刚出版的《昨日之岛:戴锦华电影文章自选集》收录十篇文章,时间跨度25年,是戴老师长久以来深根厚植的电影、文化研究的透辟之作。


       谈到自己的电影启蒙,戴老师说,最早击中她的是戈达尔伯格曼安东尼奥尼。“那种震动到了五内俱焚的程度。好像自己的生命渴望表达的东西都在其中。”因此,虽然文化研究早已让她学术的触角冲破学校的院墙,把更广博斑斓的社会现象纳为素材,她始终是欧洲艺术电影、作者电影的拥趸。


      “现在称看艺术电影是‘精神俯卧撑’,我听来只感到可笑:你非我,安知我之乐?”正因这种纯粹的“爱和冲动”,才让她的学术著作成为一种激情澎湃的原创性表达,成为洞见、智慧和美的生发地。


“《昨日之岛》是今日之地,是记忆也是现实”


问:这本电影文章自选集为什么叫做《昨日之岛》?这个名字与艾柯是否有关系?


戴锦华:当然是借自艾柯的小说。我以为艾柯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尽管这部小说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但是我喜爱小说中那个时刻:站在格林威治分界线上,主人公左右顾盼:“这边,昨天,那边,今天。”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刻,你可以一步返回昨天,或跨入明天。历史或个人经验,或许并非线性事实。也许我们拥有许多作为未来的过去。而我们生命的“昨日之岛”也许正是今日之地,那是记忆,也是现实。


问: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89年,最晚定稿于2014年,这中间有25年的跨度。这25年里你一定写了无数关于电影批评的文章,这本书结集出版的时候遴选的标准是什么?


戴锦华:朴素地说,选编时一半选了曾经多次收录的“代表作”,半数是从来没有在国内发表过的文章。尽管是一部回顾性的自选集,我仍希望我此前的读者能读到一些新的篇目。当然,选编的主要思路,是本书会大致展示我电影研究中思路与方法论的演进。大致说来,这些文章分享着共同的方法论:在结构主义式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理论来作为一种在思想中行走的路径;由文本进入,尝试去触摸、回应社会现实。


        说到变化,便是以文化研究开启的路径来处理电影文本与相关事实的,一个社会与历史关照渐次清晰的过程。如果说,我自己在摸索而来的方法有些不同,那或许是因为从起步到今天,我的关注首先不是学科、学院,而是尝试通过自己的学术去回答社会的与个人生命的困惑。这种方法后来被北美的学者称作“文化研究”。开始进入这一新领域之后,我意识到文化研究的方法不仅正是我之所欲,而且有助于打破已经开始成型、固化的思考与书写惯性。三十年的研究与教学生涯中,我最无法容忍的,是自我重复和自我复制。


中国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批评


问:你对现在中国的电影研究和电影批评怎么看?


戴锦华:我个人认为,到今天为止,中国仍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作为市场环节的电影批评。这一意义上的影评,独立于电影制作方和发行方,对观众有召唤力和影响力,因此而成为市场的有机环节。其前提是不为市场所收买,由此确立自己的市场信誉。独立于市场,而作用于市场,二者缺一不可。今天,开始出现了一些对某些观众人群有影响力的影评人,但是还不足够,尚未能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有机环节。


       更有趣的,不仅是我们赞美或鄙夷一部影片遭遇其票房没有多大影响,而且是21世纪之初中国电影“越骂越看、越看越骂”的怪现象。这个现象也在变。当年《英雄》等古装大片的确是越看越骂、越骂越看;但《小时代3:刺金时代》《后会无期》这类作品,骂者不屑于看,追捧者热情洋溢,却不事影评。类似怪现象,到2014年达到了新的峰值。对《小时代》、《微爱之渐入佳境》的轻蔑并未影响它们的上座,《智取威虎山》则不是靠影评,而是凭借着某种奇特的口碑而热映。《一步之遥》形成冰火两重天的两极评论,但影片的票房终归失利。


《一步之遥》正式横版海报《一步之遥》正式横版海报


问:《一步之遥》是失败的电影吗?


戴锦华:在票房意义上,这是事实。六亿票房,已经不低,但相对于影片的制作与营销成本,仍是失利。然而,我绝不会简单称《一步之遥》为失败之作,这部电影达到了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制作水准,高于中国电影的一般制作水平五到十年。电影我看了四次,但始终无法全情投入。我由衷地感到,这是一部良心之作,姜文呕心沥血,坦诚相对。但是一个观影者却很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投射认同。何以如此?一部豪华、精良、机智的作品,但我的确可以理解它的票房失利。再一次,影评人们以“看不懂”来否认、拒绝姜文的作品,但这和数年前他们以同样的说辞否决《太阳照常升起》不尽相同。前一次,所谓看不懂源自心理定式:他们所预期的、三段、四段式故事的情节线索最终将完美扣合、闭锁的失落;这一次,固然是由于没有获得熟悉的情节线索、没有明晰而“安全”的意义指向,但也是由于人们在观影过程中感到了某种遭排斥、被拒绝的体验。如果说,艺术电影的功能之一,是制造、而非缓解观众的焦虑,那么,对抱着观看商业大片的预期进入影院的观众说来,这份焦虑很快转化成愤怒便可想而知。这之间的多重错位,令我迷惑。我至今仍未找到能说服自己的阐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票房失败与“失败之作”之间并非等式。电影是商品,但电影也是艺术。这该是常识吧。没有“但是”。


问:这本书里有一篇是写中国当代电影里的女性,现在跨越了二十多年,你觉得现在中国电影的女性形象有什么改变?


戴锦华:一方面,我们可以将曾经充满中国银幕的女性形象称为“中国女性”,即代表女性的形象。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是变奏、化妆的城市青年中产女性,绝少底层女性和老年女性,年龄和阶层的分化显而易见。在城市文化的有限视野中,似乎是持续的开放和进步。诸如所谓的“网络G点”:“同志不能黑”、“直男癌去死”,某种极为多元、国际化的性别立场。但换个角度,却是社会整体中女性地位的大幅下降。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娄烨的《浮城谜事》。影片改编自根据天涯社区的一个直播帖,题目是《看我怎么收拾小三和贱男》。此间的“我”看似强悍,当她意识到丈夫的双重生活,解决方案极为简洁有力:“解雇”他。影片中娄烨转移了叙事角度,展开了那位雇佣丈夫的双重或三重生活:拥有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成功而退隐回家的妻子、女儿,舒适的公寓,妻子公司的管理者,一派温馨文明。但他同时拥有第二个家庭:包养二奶,不如说蓄养偏房,育有一子,得到自己家族、母亲私下认可、褒扬。在这第二个家里,作为供养者,他张扬而权威,对这位妻子或曰小妾动辄打骂,但也相濡以沫。故事的切入,是男人的嫖娼,而出卖自己身体的,是家境贫寒的女大学生。在我看来,这已不是双重家庭或者男人出轨的故事,它是今天中国畸形、多重的价值和伦理,或非价值的一例:一边是欧美式的现代核心家庭,成功—中产或资产,一边则是传统的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的父权结构的复活。


         事实上,在短短十数年之间,中国的社会财富增长了近三十倍,而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过程事实上包含着女性的收入转移为男性财富的过程,而这种转移正为《物权法》、私有化等过程确立并固化。一般说来,今日中国女性、包括城市女性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深刻的、在法律与财产制度层面的变化,早已不只是文化性的偏见与歧视,这是社会分化、重构、新的经济体制建立的组成部分。于是,诸如“剩女”一类名词、以及诸如网络电影的“惯例”:嘲弄剩女,已然显示着极为深刻的、激变中的社会事实。


戴锦华教授戴锦华教授

“行万里路、破万卷书”


问:你曾说新千年这十几年对你是一个再起步,也就是抛弃旧式知识分子的自恋和傲慢,自觉介入社会活动。


戴锦华:自我进入学术领域之后,遭遇过两次危机时刻。一次是1993年前后商业大潮冲击,自己曾经的朋友圈、生活方式、内容都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和质疑。世纪之交,则经历了一次无可逃避的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一方面,社会变化如此急剧和酷烈,我深深地感到,旧有的思想资源已不足够,感到自己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 熟悉的思想路径所提供的阐释,已不能说服我自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冲垮了我青年时代做出的选择。那时,我的选择是远离政治,固守书斋。


        世纪之交,这个选择在我内心深处崩解了。我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你做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不曾预期的是,在不惑之年,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我产生了如此深的自我怀疑:作为一个仍然对社会保持着热度的普通人,你究竟该不该有所接入和行动?面对如此多的不公和不义,你是否应承担某种责任?一个知与行的古老困境全新地来到我面前。重复一句老话— 极度焦灼的结果,是我再次意识到,这是一个行易知难的时代。两个问题彼此交织:你如果不能够回答今天世界提出的问题,你如果不能提供具有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答案,你也不会有正确有效的行动和方向。


        最终,我以并非知/行的二项选一的方法去应对这一困境:一边,作为一个普通的志愿者参与我认同的现实行动;一边以前所未有的紧迫和密度去读书、思考、写作。危机得以安度,但答案仍未产生。


问:参与现实行动做了什么事情?


戴锦华:大致三方面吧。一是“新乡村建设运动”,二是建立了与农村基层妇女组织的联系和分享。三是绿色环保。有类似的介入,同时是和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的第三世界考察。我可以算是频于国际交往和国际旅行,但在此之前,我的“世界”集中在欧美。而这十多年,我基本上行走在第三世界— 亚非拉。我的思想和学术极大地受益于这些考察。多数时候,我们不会停留在城市和大学,而是深入乡村、贫民窟、运动营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抗争、他们所面对的、许多无法用欧美理论解释、解决的困境,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完整的世界地图。还是那句老话,“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推进思想和学术,没有其他捷径。


        另一边,我强烈感受到,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中国”。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在大学校园,我们的生活和空间像一块“飞地”。我开始碰触到多元而真实的“中国”,给农村妇女小组讲电影,看到她们听懂、投入、喜爱,听她们没有障碍地引用我的长句子,真的感觉很快乐。有了这些在底层的朋友,得到他们的认可和爱,感到自己活得更踏实。


来源:南方都市报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黄茜

作者: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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