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浪潮导演路易·马勒访谈（一）

（一） 

《好奇心》及《再见，孩子们》里有自传性色彩的少年角色，主要是对文学及爵士乐——而不是电影——感兴趣。这是你自己成长的写照吗？ 

不！事实上我有三种热爱。音乐是其中之一。在十四、五、六岁这段期间，我的兴趣很快地从贝多芬转向路易.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及查理.派克（Charlie Parker），当然还有文学。和《好奇心》里的角色一样，我的生活被心杂音症打断了几乎两年之久。我被迫从寄宿学校休学，在家自修。由于不能做剧烈运动因而在这段期间内读了很多书。《再见，孩子们》及《好奇心》里的角色的确是来自我早年沉浸在文学里的这段时期。那时我几乎什么书都读——甚至在十四岁那年就读尼采（Nietzsche），真是荒谬！我对电影的热爱要稍微再晚一点才开始，记得那几年在巴黎的几个电影俱乐部（cineclubs）里发现了诸如《游戏规则》（La Regle dujeu）一类的电影，包括我一直认为是触发了我想拍电影的决心的那一部电影——罗日·莱昂阿特（Roger Leenhardt）导演的《最后的假期》（Les Dernieres vacances）。我想那部电影是战争刚刚结束、我大约是十五或十六岁时拍的。这可以说是形成后来「法国新浪潮」风格的第一部法国影片。我对林哈特的敏感（sensibility）及这部描述一个有产阶级家庭在夏日假期中发生的事，感到非常亲切。虽然这部片子我只看过几次，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实际的指针，但是我认为《最后的假期》引发了我想拍电影的强烈欲望——那几乎是一种冲动。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重新发行。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不仅是对我而言，对所有新浪潮诸君也是如此。 

《已婚妇人》电影正式海

是戈达尔介绍罗日·莱昂阿特加入《已婚妇人》（Une Femme mariee）的，不是吗？ 

是的。莱昂阿特非常受到仰慕，虽然他只再导演了一部剧情片。但他拍了许多精采的短片、令人赞叹的短片，他也以此出名。 

你父母及亲人对电影持何种态度？他们把电影看得和其它艺术一样严肃吗？ 

不，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不记得和父母讨论过电影。和兄弟们是有的。我哥哥柏纳德（Bernard）——大我三岁的那个——一直对我很有影响力，过去他总是告诉我要读什么、不要读什么，要看什么、不要看什么。我们常常谈论未来。他想成为作家，我也是。但是有一次他告诉我：「你非常好动，你不应该当作家，你应该拍电影。」这显然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父母相当有文化教养，但他们不是影迷。对我母亲而言，所谓的好电影就是像《文生先生》（Monsieur Vincent）一样的。她说我要成为电影人（movie-makers）时，她真的非常震惊。她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上流社会，总认为我会是小孩当中从事家族生意的一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上我，也许是因为我的兄弟都是无可救药的学生吧！他们被各种不同的学校踢出来。我母亲已经决定让我去念Polytechnique一类的工业名校，然后进入家族事业。当我告诉母亲我想当电影导演时，我还没满十四岁。她那时可以说是惊骇万分！ 

你以前在塔美芮斯时可以到电影院去吗？或者说，你小时候跟当地社区是隔离的？ 

不！我们那时候有一家所谓的「赞助性的电影院」（patronage cinema），放映的影片都是由教会筛选的。但是我不确定塔美芮斯当时有没有商业性的电影院。因为离里尔很近，如果我们要看电影，应该是到里尔去看。但是一九四年以后，我就没有真的在塔美芮斯住过；我还不到八岁的时候，我们就搬到巴黎，往后求学的日子我都在巴黎及枫丹白露，只有在假期的时候回塔美芮斯的老家。 

在占领时期中成长，你是否觉得被剥夺看风行的好莱坞电影的机会，而尽看一些相当特定的、拘限于某一类型的法国电影？ 

当然我记得看过法国电影，在当时很兴盛。事实上，那是法国电影的重要时期之一。当时也有德国电影，包括德国的宣传影片。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看过《吹牛大王历险记》（Baron Munchhausen），那时是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在Champs Elysees看的。我不能说我们有特别感受到缺乏美国电影，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真正接触过美国电影。大战以前，我还只是个小孩。我记得在里尔看过《白雪公主》（Snow White），那应该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接着战争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和美国电影隔绝了。但是我记得战争结束后，美国影片在绝迹五年之后突然间又出现了。《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刚上演时我没看到——那时候我可能在寄宿学校；但是当我在一个电影社看到时，它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作了。在维琪政府时期，我们看了许多纪录片，父母也鼓励我们看，因为这具有教育性。在Champs Elysees有一家专门放映纪录片的电影院，我记得很清楚，就在诺曼迪（Normandie）旁边。一位和我同年的朋友跟我说：「那些影片一定影响到你对纪录片的兴趣。」我回答说：「也许是在潜意识里吧！因为我真的不记得这些影片——除了记得他们有时候实在很无聊！」 

《大西洋城》电影正式海报

当你一九四○年到巴黎的时候，有一种终于离开了塔美芮斯的轻松感吗？你的作品里——从《孽恋》到《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 USA）及《阿拉莫湾》（Alamo Bay）——有逃离小城生活限制这一类型的人。 

嗯——当年我们还是小孩子，父母认为我们住在巴黎比较好，于是我们搬进祖父的公寓，房子很大，但是我们是个大家庭，所以还是相当拥挤。但是在巴黎我们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当然啦，一切都由我的哥哥们带头！打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反叛。父亲因为是家族糖厂的负责人，必需留守塔美芮斯，但是那是在一个不同的区域——所谓的「禁区」（the interdite zone）里。因为法国极北的地带是很富庶的工业区，德国决定把它列入版图。母亲和我们一起住在巴黎，她得要有特殊的许可证才能到塔美芮斯探望我父亲。一九四二年开始，事情变得比较容易——我记得那一年我第一次回到塔美芮斯度假。在那以前，我们是不能回去的。 

父亲不在身旁的事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对哥哥、弟弟也是一样。今天只要开两个钟头的车就到了，但是在当时可真是趟大旅程。由于几乎不受什么限制，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在耶稣会学校读书时——我大概是九岁、十岁左右吧，他们下午会放我们出来卖贝当元帅（Marshal Petain）的明信片，有时到店里卖，有时在街上卖给行人，有时是为了给红十字会筹款，有时是为了其它事情。在《好奇心》开头时，我做了一小段这样的描述。我记得蛮喜欢那样做的，因为他们下午三点以后就会放我们自由活动了。 

原文收录于台湾远流电影馆《路易·马勒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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