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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索里尼生前最后访谈:我应该是卡珊德拉而非忒瑞西阿斯”

By 1905电影网2014 . 12 . 12 历史人物帕索里尼索多玛120意大利

帕索里尼生前最后访谈:我应该是卡珊德拉而非忒瑞西阿斯”

我要呈现的是一个世界的末日,荣光不再

         1975年10月30日,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遇害前的三天,他到瑞典斯德哥尔摩为新作《索多玛120天》(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做宣传。在当地,他接受了瑞典影评人的圆桌群访,采访全程录音,计划稍后在电台播送。三天后,从意大利传来帕索里尼遇害的噩耗,出于种种考虑,瑞典方面取消了播放录音的打算。直到1981年,电台方面曾打算找出这盘录音带来制作特别节目,结果却发现已经不知所踪。一晃又是30年,大家都以为这珍贵的资料早已消失人间,帕索里尼访问瑞典时担任翻译的卡尔·亨利克·斯文斯特德(Carl Henrik Svenstedt)成为创造奇迹的关键。他习惯把自己做过的翻译工作都录音保存起来,前不久竟从自己几十年积攒的海量资料中找出他保存的那份拷贝。消息传到意大利,《快报》率先在官方网站上放出长达75分钟的全本录音,顿时引来全球帕索里尼影迷的关注。网站上的录音分四部分,叫人吃惊的是,访谈竟以法语开始,双方操着不太熟练的法语艰难交谈。八分钟后,在某位女士的建议下,帕索里尼才改用意大利语回答问题,由斯文斯特德再译成瑞典语。去年12月16日,《快报》全文刊出这篇访谈。


导演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导演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Q= 记者提问

P= 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


《一千零一夜》电影海报《一千零一夜》电影海报

“我要呈现的是一个世界的末日,荣光不再”


Q :各位来宾,今天帕索里尼先生来这里,为我们介绍他的新片,影片才刚完成不久,是关于索多玛的。

P :这是我拍电影以来,第一次出现电影的原始创意并非来自于我自己的情况。有人向Sergio Citt(i 译注:意大利导演、编剧,时任帕索里尼的助手)推荐了这个故事,和往常一样,我和他一起完成了剧本,但在此过程中,他渐渐对这项目失去了兴趣,而我却越来越有兴趣,特别是因为我想到了,可以把这故事设定在1945 年的时代背景中,萨罗共和国的末日(译注:即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灭亡于1945 年4 月25 日。因其政府所在地为萨罗,亦称萨罗共和国)。故事以萨德作品为蓝本,围绕着对于性的刻画而展开。但相比我之前三部作品,即被我称作“生命三部曲”的《十日谈》(Il Decameron)、《坎特伯雷故事集》(I raccontidi Canterbury)和《一千零一夜》(Il fiore delle mille e una notte),新片在这方面有了变化。在这里,性只是被权力操控的肉体实现商品化的寓言。我相信,消费主义对于肉体的操控和侵犯绝不亚于纳粹。本片呈现的正是纳粹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这种可怕巧合。但我不清楚观众能否抓住这一点,毕竟这片子拍得挺有神秘感的,几乎就像是一出中世纪奇迹剧,那些神圣的字眼也都保留着它们在拉丁文中关于“被诅咒的”的本来意思。


Q :为何要挑选1945 年这个特定年份?

P :我要呈现的是一个世界的末日,荣光不再。这是个诗意的选择,当然也可以选1938 年、1939 年或是1937 年,但那样就不够诗意了。


Q :为什么说那个时代具有诗意呢?

P :颓废堕落和薄暮之光,原本就有种诗意在。倘若我将影片设定在纳粹全盛时期,那势必会叫观众看了无法忍受。而把它设定在纳粹穷途末日之际,告诉观众这一切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了,才能让他们有所释然。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部关于“真正的无政府”的电影,即权力的无政府状态。


Q :这部新片的片名是?

P :萨罗,那是加尔达湖边一座小城的名字。以此作为片名含有多重目的,带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完整的片名是“Salòand the 120 days of Sodom”,但片中并无意对那个时代的历史重建,并不存在真正的历史关联,你看不到墨索里尼的画像,也没有人用纳粹的致敬手势。这完全只是一种历史假设。


“我的训练都来自于观看电影”


《寄生虫》捷克版海报《寄生虫》捷克版海报

Q :你拍电影没遇到过资金困难吗?

P :只有《猪圈》(Porcile)和《美狄亚》(Medea)票房失败了,其余的都很不错。《寄生虫》(Accattone)十分关键,虽然谈不上超级成功,但对于新手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打那之后,我在资金方面没遇到过什么麻烦。


Q :你的作品完全都按商业片制作发行那一套来操作吗?

P :没错,完全都是。


Q :也就是说,即使在体制之中,照样也能拍出十分个人化、十分诗意的作品来?

P :是的。在意大利,这是有可能的,而且我并不是唯一的,比如说费里尼,他也是那么做的。


Q :但你们俩都是名导了,对于才25 岁的年轻导演来说,也一样吗?

P :对年轻人,要困难一点,但各行各业不都这样嘛。比如年轻大夫,也一样要靠自己奋斗。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导演都会给予正在起步的年轻人一些帮助,比如我帮过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或许伯格曼也可以帮一下他看好的年轻导演。


Q :那你是如何挑选拍摄主题的?在体制中拍片的自由,和你写诗歌的自由一样多吗?还是你心里有观众,因此产生了某种束缚?

P :这不是一个道德层面或是政治层面、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这是一个美学问题,涉及的是电影的诗歌韵律,而它又反过来影响了电影的可读性和“简单性”。说得更明白点:假设某个极端例子,一部前卫影片,就像是菲利普.索莱尔斯(译注:Philippe Sollers,法国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著有小说《天堂》、《时光旅者》等)所说的那种“难以辨认”的作品,再有是同样程度的一个文学作品。两者相比,肯定是电影更易看懂。因为摄影本身就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简单性和可读性。


Q :你早年的作品具有某种现实主义色彩,现在是否已经彻底告别那个阶段了?

P :我不这么看。在意大利,十五年过去了,他们终于在电视上播出了《寄生虫》。这时才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是一个梦,这是一部与梦有关的电影。


Q :在你们国内,《寄生虫》不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作品吗?

P :确实也那么看,但那是出于误解。我当初拍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这是一部十分抒情的电影,虽然不像现在这样觉得它与梦有关,但确实拍得非常抒情。音乐和镜头的选取,都有我自己的理由。但随着时间流逝,作为我拍《寄生虫》灵感来源的那个现实世界,如今已消失不见,所以它成了反映那世界的一个梦。


《罗马妈妈》正式海报《罗马妈妈》正式海报

Q :《罗马妈妈》(Mamma Roma)总是现实主义了吧??

P :《罗马妈妈》可能要比《寄生虫》现实点。我要重看一遍才能确定。相比之下它的完成度不如《寄生虫》,也没它美,因为《罗马妈妈》没有《寄生虫》那么像是个梦。


Q :你拍电影前接受过哪些培训?

P :完全没有。我的训练都来自于观看电影,我一开始就对卓别林和沟口健三(译注:原文如此,疑为帕索里尼口误)产生极度热爱,至今依然如此。他们俩截然不同,就像是两极,在这两极之间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我的电影里找到。事实上,我的电影将批评家所谓的“滑稽”风格与“崇高”风格混杂在了一起,例如在《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这样一部被认为是高度风格化的、崇高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滑稽的细节。事实上,我一直觉得,电影里的现实就是一个滑稽元素。不过要注意的是,别把“滑稽风格”给平庸化了。


Q :你最初是个作家,怎么会决定要拍电影的?

P :说来话长,十八九岁时我曾一度想过要当导演,但不久战争爆发,理想只能暂搁。之后我出版了小说处女作《Ragazzi di Vita》,在意大利国内还算成功,于是又有人找我写剧本。拍《寄生虫》的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亲手触摸到摄影机。在那之前我连照相机都没用过。直到现在,我仍旧拍不出好照片来。


Q :你对于自己未来的定位是什么?更偏向于电影还是文学?

P :目前为止,我的打算是要再拍上几部电影,然后就可以全身心回归文学世界了。


Q :你更偏爱非职业演员,你是怎么选人的?有目的地找一群同样背景的人来,再从中筛选吗?

P :不是这样。如果影片设定的是工人阶级背景,我会选再普通不过的男性和女性工人来做非职业演员,因为我不相信中产阶级演员能假扮成农民或是工人。那感觉太假了,没法忍受。但如果拍的是布尔乔亚,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律师或是工程师愿意来替我演戏,所以只能用职业演员。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大约十年前意大利的情况。如果把我放在瑞典,或许我一直都会用职业演员来演,因为在这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本来就没什么区别。我说的是外形上的区别;在意大利,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异,就像是白人和黑人一样。


“消费主义是比古典法西斯主义更加糟糕的一种法西斯主义”


Q :你最近几部作品中并没有宗教元素出现,是吗?

P :我不敢肯定。例如《一千零一夜》中,贯穿全片都有种宗教色调。虽没有指名道姓提出什么宗教信仰或主题,但某种神秘、非理性的情形肯定存在着。比如尼内托(NinettoDavoli)演的那一段,那是影片的核心部分。


Q :你是否参与了意大利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对话?

P :意大利已经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天主教徒了。


Q :能否解释一下?

P :在意大利有过一场革命,那也是整个意大利历史上的第一次,相比之下,其余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有过至少四五次革命了,并且通过革命获得统一。我指的是路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在意大利,第二次工业革命即消费主义的革命,这才是它经历的第一次革命,这对意大利文化构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剧烈变革。在那之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泾渭分明,但现在几乎已经不存在区别了。而受摧毁最厉害的就是农村的文化,就是农民。所以梵蒂冈已经失去了这个巨大的教徒群体。教堂空空荡荡,神学院也是一样。如果你来罗马的话,路上已经看不到神学院的学生了。过去两次大选,无宗教色彩的一方都大获全胜。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也因这场消费革命而发生人类学意义上的改变。他们过的生活和以前不同了,生活方式变了,文化模式变了,所以意识形态也变了。


Q :这些人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消费主义者?

P :对,就是这样的矛盾,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同时又都成了消费主义者,甚至于意共也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Q :你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意共还是其他什么小集团?

P :都一样。意共,社会党,极端派。意大利的极端派别分子,白天扔炸弹,晚上回家照样看电视。


Q :以阶级作为区分的社会,是否仍旧存在?

P :阶级仍旧存在,但阶级斗争仅存于经济层面,而不存在于文化层面了,意大利尤其是这样。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不再是文化上的了。


消费主义是比古典法西斯主义更加糟糕的一种法西斯主义消费主义是比古典法西斯主义更加糟糕的一种法西斯主义

Q :你是不是认为,今天意大利社会整体已经腐败不堪了?

P :我认为消费主义是比古典法西斯主义更加糟糕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因为教权法西斯主义没有从根本上使意大利人发生变化。过去的意大利确实是个极权国家,但却不搞集权化。举个例子,法西斯为消灭方言而努力了二十年,最终都没能成功。相反,消费主义装出保护方言的样子,实质上却在消灭方言。


Q :在这些不同力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平衡? 那是一种混乱的平衡。混乱来自哪里?

P :来自于意大利的“成长”危机。意大利迅速地从欠发达国家转变为一个发达国家,仅仅只花了六七年时间。就像是天降横财、穷人乍富,他们会因此丧失自我身份。这正是每个意大利人正在经历的事。看看其他国家,要不很早就成了发达国家,要不是在过去两百年中逐步完成这过程的,要不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没开始发展。


Q :请你当一下先知忒瑞西阿斯(译注:希腊神话中无所不知的盲人预言家),预言一下,未来还会有希望吗?

P :我应该是卡珊德拉(译注:希腊神话中的女预言家,但受阿波罗诅咒,被人当做是胡言乱语的疯子)而非忒瑞西阿斯。我今天遇到两个瑞典人,我问他们感觉如今的社会更接近人道主义文明还是科技文明。他们相当悲哀地回答我说,他们觉得之前几十代人都代代相传,和前人没有什么不同,到了他们这代,第一次有了那么多变化。总结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那就是“一家之言”。换了别的意大利人,他们会告诉你,“噢,帕索里尼啊,那个疯子?? ”


 

11 月1 日下午4 点,在遇害前,帕索里尼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弗利奥.科隆博(Furio Colombo)的采访,那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访谈。访谈后,科隆博请他草拟一个标题,好方便发表。帕索里尼略带勉强地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此时此刻,或许就有什么人想着要杀了你。喜欢的话,就用这个当标题吧——我们都危机四伏。”



来源:外滩画报  文:韦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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