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 第四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高峰会参展导演，此文为其发言摘录。
我在中国内地出生，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很小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天然的认识，认为我们就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因为大陆面积很大，所有的文物、典籍都在这儿，故宫、北海、长城、汉代雕塑也都在这里，于是我们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骄傲感。今天，我们讨论华语电影，它自然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是在接触电影之后，先前这种感受的局限性才逐渐被打破。早先参加香港的电影节，我有机会去香港旅行，我发现一到九龙满街都是繁体字，这对于接受简体字教育成长起来的我会有陌生感，但又有亲切感。那时我就想，原来中华传统的文化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保留下来。后来到了台湾，感触更深。我特别喜欢台湾年轻人的语言，因为会有些文言文掺杂在里面，比如我在街头看到一个父亲对孩子说，“你赶紧把牛奶喝掉。”孩子说“不喝，仅一天而已啦。”这种说话的语法在北京是不会出现的。
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拍摄《海上传奇》时的工作照我接受电影教育是从1993 年开始的，我把它叫做“电影基因的培养”。因为我觉得大陆文化培养起来的电影青年，有很牢固的教育传统。比如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要进行“革命文艺的创作”。那么“革命文艺”的模式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通俗加传奇。为什么要通俗？因为这场革命运动的主体是农民和社会基层成员，所以文艺主要是要影响基层社会，比如农民、工人等，也因此大量的文艺作品，像《白毛女》，主要的叙事模式就是传奇加通俗，传奇是推动通俗的手段。
但是到我自己学电影时，也就是上世纪90 年代，好莱坞电影开始很蓬勃地介绍到内地。那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电影可以是一个工业。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电影都是政府宣扬政策、讲述成就的工作，甚至至今都跟广播电视归属到一起。好莱坞电影的传播让年轻人很容易在“革命文艺”的通俗加传奇的习惯下接受了好莱坞模式的影响，再加上政府也提出了电影产业化的要求，所以，当时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写很多剧本基本上都是沿着好莱坞的模式而来的。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北京电影学院上《世界电影史》，但是小剧场要放侯孝贤导演的《风柜来的人》，我们集体逃课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觉得很恍惚，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电影不是只有好莱坞模式，不是只有通俗加传奇的模式，还可以更靠近写作本身，可以谈个人经验、体验。在此之后，我回到文学重新读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小说，文革十年割断了我们对过去文化传统的理解，直到80 年代我们重新了解和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而这种理解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我们对台湾新电影以及新文学背景的学习，以此来弥补了以前文化上的缺憾。
《海上传奇》海报
到了2000 年，中国电影的形势又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是伴随着电影技术产生的一个新的可能性而来的，而这个技术的可能性又得益于一次电影文化的解放。上世纪90 年代末，大量的VCD，后来是DVD，将世界各地的电影通过盗版的方式引进到中国境内，北京顷刻间变成了全球最大的街头电影资料馆。后来出盗版的人也非常懂电影了，将各个国家、各种类型的电影很专题化、系列化的一套套的盗版出来。再稍晚一些，电影书籍的出版和引进也越来越多。过去我们在国内能够看到的电影书籍主要是纯理论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电影导演根据自己的创作直接讲述创作经验的书籍，比如《雕刻时光》，我们只能在北京电影学院港台资料室才能看到。但是到了2000 年以后，涌现出很多出版社开始出这类书籍，特别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前如果我是一个非电影学院的学生很难接触到的文献，现在在街上的书店就可以买到。电影文化资源的开放造就了很多电影导演的兴趣和信心，电影资源的垄断被打破。另外还有互联网，随着互联网开始普及，网络影评系统建立，还有很多BBS 的留言。那时候所谓地下电影、独立电影的评论体系几乎全部在网络上，虽然在主流报刊很难看到这些电影的介绍跟评论，但是在网络上的评论非常饱满。DV 很快也诞生，DV 的诞生我叫做中国人开始有影像生活了。这次我拍《上海传奇》，采访早期老上海的一位公子，他们家在上世纪30 年代最大的兴趣就是拍电影，他自己也拍了很多，包括拍摄梅兰芳去他家作客。我们曾经因为贫困，所以没有影像生活，甚至连照片都很少，但是有了数码相机DV 之后，大量的人可以通过取景来看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很大的改观，因为我们每天在这个城市中来来往往，却不一定会留意到身边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很难用美学的眼光看世界。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
现在我们经常会谈到“工业”二字。我们也一直强调说年轻导演要跟工业结合，但是实际上在我接触的很多年轻导演中，非常多的人对工业毫无兴趣。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工业的门槛和工业设置的自身障碍让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做跟工业结合的事情。大多数年轻导演最初想拍电影并不是为了工业，而是为了自我表达。他只是想花两万块钱或者五万块钱不计回报的把自己地想法表述出来，那为什么还要经历比如市场审查、制片人审查这样的过程呢？过去跟工业结合是一部影片创作完成后的终端出口，如果不结合就进不了影院或者电视台，现在有很多终端出口比如网络上传。所以年轻导演能用很低的成本，很畅快地表达自己，却不一定要和工业结合。所以，我觉得工业是不应该反过来想怎样能够尽量建立起一个机制，让优秀电影人才比较简单容易地与之结合，并且有兴趣进入到工业的循环过程中。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每年的处女作非常多，涌现的年轻导演也非常多，但是与之同步的制片人在哪里呢？与之同步的营销人员和宣传人员又在哪里？因此是工业机制本身存在欠缺。也就是说，目前的工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照顾到年轻导演的体制。除此之外，我们在制度上也有欠缺，比如技术审查制度。这个制度的建立肯定有良性的作用，比如提高了整个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但是政策的制定比较死板，例如大量用DV 拍摄的作品根本没有准入制度，而很多年轻导演最初表达时都是用最低成本实现拍摄的可能性，那么这部分制度是不是可以有更科学的调整，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