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词条

好莱坞怎样谈生意?

在大多数情况下,买家会要求编剧写作费用依照版权购买费的一定比例计算。尽管这是可以商榷的,但在实践中大多会被接受...

查看详细译文>>
【试读】莫里康内:50年一瞬的魔幻时刻

有一部电影因为阴错阳差最后没能合作,那部电影是《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71)。导...

查看详细译文>>
构建谋杀:插入镜头与特写镜头

特写镜头中的面孔是模糊的、可交流的、富有表现力的,它呈现了另一种紧张关系:爱普斯坦将面孔视为肌肉与软骨的集合,...

查看详细译文>>
当前位置 : 首页 / 电影制作 / 正文

导演曹保平的“愤怒”和“猜想”

By 1905电影网2014 . 12 . 02 曹保平访谈幕后故事李米的猜想周迅邓超光荣的愤怒

导演曹保平的“愤怒”和“猜想”

拍《李米的猜想》的时候,这里面所有用的都是腕儿,周迅、王宝强、邓超、张涵予。当你用这么多明星的时候,很难每一部戏都达到你想要的这样一个创作状态,但《李米》是个特例,它做到了。因为这些演员都很认真。

        曹保平想拍电影等了20年。2001年,曹保平找到了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一个制片人看中了他写的一个20集的电视连续剧,让他改拍成电影《绝对情感》。这个由刘蓓尤勇袁立出演的电影,拍完了公映后为袁立带来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但这个电影却不被曹保平认可,他说“那不是我的电影”。

 

国内知名导演、编剧曹保平国内知名导演、编剧曹保平
  2004年,曹保平才拍了自己的处女作《光荣的愤怒》。这部电影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电影,拍完以后好不容易联系了张宝全旗下的时代影音愿,结果上映的时候,合同里的135万的宣传和拷贝投资根本没兑现,宣传经费不到2万元,70个拷贝变成了2个拷贝。电影在无声无息中公映,几乎没有票房回报。

 

  刚结束放映的《李米的猜想》是曹保平2008年的新片。这部投资达1000万的电影在国内票房已回收了1400万,加上港台地区和海外版权,盈利不是问题。曹保平还因该片获得了第56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获得新导演单元的最佳导演奖,评委们都觉得“这个感动他们的电影不像是中国电影”,因为他们印象中的“中国电影没有这样拍的”。

  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办公室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曹保平说,“《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给我赢得了口碑和市场,我下部电影的劲道将比这两部电影更有力量。”

 

处女作

  一直想拍电影的曹保平,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电影环境不好,留校任教的曹保平写了几百集电视剧和十多个电影剧本,完成了从编剧、制片人到导演的工作准备。和许多“第六代”导演选择不同,曹保平不愿意走地下电影的路,他认为一部好电影需要好演员、足够的资金和后期制作”,应该“有趣味、有观赏性、好看的”,有独特的个人表达。但他遭遇到的经历告诉他,“拍这样的电影太难了”。

 

  从我毕业到现在,拍电影的机会一直被1978级那些毕业生占据着,直到今天,他们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主体。这让后来的导演拍电影非常困难,要么没有电影拍,要么用很少的资金拍一些象纪录片那样低成本电影,就是所谓“地下电影”。完全靠在国外的电影节和影展上得到认可,获得一些资金支持继续拍电影。

 

  在年龄上,我和第六代电影人差不多,和他们一样,我喜欢侯孝贤陈凯歌阿巴斯的电影,他们的电影是崭新的表达,有它的力量。但因为个人爱好,我还是希望电影有趣味性、观赏性,能够好看,在这下面有一些个人表达。但这样激烈、冲突、复杂的电影当时根本拍不了,因为它不是花四、五十万就能拍的。如果找不到大资金投入,你只能是等着,比如写写剧本,拍些电视剧和电视电影。

 

  《绝对情感》一开始就不理想,它的故事是根据我一部电视剧的故事改编的。电视剧拍完以后,那个投资人对我说,他想用这个故事拍一部电影,让我做导演。我把电视剧的故事调整,重新压缩、删删减减,弄了个电影剧本出来。

  后来,剧组组建,电影顺利地开拍。但这个电影的投资人,在我拍电影的过程,不是去管剧组的工作,总盯在我拍戏的摄影机旁边,总爱对具体工作指手画脚,甚至到最后,有一些戏,是他要求去拍,让我的工作非常难。

 

《绝对情感》海报《绝对情感》海报
  电影一直到拍到最后,我才明白,这个投资人原来也想做导演,问题是他又不大懂电影。在剧组里,他是有强势话语权的,他是老板(投资人),又是制片人,又天天出现在拍摄现场。整个拍摄下来,我的创作意图和思路,很难实现。

 

  到最后,这个作品已经完全不是我的,我也想试着妥协,比如它达到我表达的60%,我也愿意去做。但是到后来,当我表达只有我表达的10%、20%,这个电影已经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这个电影拍摄完后,后期制作我都没有参与。我不承认那是我拍的电影。它对我拍电影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后来我又写过几个电影剧本,比如《冲天黑豹》最后王瑞拍了,后来获1999—2001年度政府“五个一”工程奖;《红棉袄、红棉裤》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另外一个《你听到我的声音吗?》写的是三个哑巴的故事,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吴贻弓想拍,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拍。周迅看了这个剧本,激动地乱哭,非要拍这个,但我知道这个剧本还要再改,暂时没动。

 

电影局

  曹保平的《光荣的愤怒》是根据浙江作家阙迪伟1997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乡村行动》改编的。小说大意讲某个小镇上街村有四兄弟,利用老二村长身份,以公谋私无恶不作,村民们对他们恨之入骨,却只能忍声吞气,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叶光荣暗地里酝酿着找机会将他们铲除,张罗了一个“抓熊行动”……

 

  曹保平买下了电影版权后,把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剧本写完送给了赵本山,赵本山很喜欢;电影的投资也没问题了,剧本却有了问题,在电影局反复了六、七次,总是通不过----

  电影局给《光荣》罗列的意见列了一堆,多达几十条。比如说:怎么可以这样描写党的最基层支部书记,他会那么猥琐,他会那么鸡贼,会不择手段,靠欺骗人把4 个村霸打倒呢?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出现那样的乡村恶霸呢?

 

  我跟他们辩白,在我国一些偏僻地区,这样的现实的确是存在的。很长的时间里,电影局管创作的人来回跟我谈,就是告诉你不行,你得修改;然后换一个人再看,看完以后还是不行。永远就这样翻来覆去,到最后我也明白,他们其实不想让这剧本过。后来他们也找我谈话了,说“这事其实挺简单的,你如果想让剧本在我们这儿通过,那你想要的那点意思就都不能要了;如果你想要的意思还有一点,我这儿就通不过”。既然没法儿玩了,那我就只好把《光荣》放下了。

 

《光荣的愤怒》海报《光荣的愤怒》海报
  又过了几年,张宏森出任电影局管创作的副局长,他是搞电影创作出身的,更容易和我沟通。不像之前的有些官员,在潜意识里站到我对立面。张宏森比以前的官员更愿意替我着想,将心比心,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想。当然他也会要求我也得站他的角度想,一起努力促使剧本通过。

 

  最后剧本通过了,电影也开拍了,在制作中又遇到了问题。我们国家电影审查制度明确规定,电影中不可以过度渲染暴力。好莱坞会很明确的规定,你使用什么样的凶器,你有多少暴力镜头,根据规定我可以直接划你多少级,你只能在几点到几点上映,给哪部分观众看。在那个规定下,你想怎么拍怎么拍,你拍的电影有一个级在那里,非常清晰。不管电影导演还是投资老板,在电影拍摄前,都很清楚。

 

  咱们国家在这些事情处于混乱阶段,没有具体理清楚。什么叫过度渲染暴力?比如说,拿板砖这不叫暴力,你拿刀叫暴力,你拿绳可以,你拿棍子就有问题。拍《光荣》最后叶光荣带领村民和四兄弟的打手群殴对打的时候,我已经细致到了打电话问:“哎,我拿多少根棒子行不行”?细化到这个地步。双方拿什么东西打斗,也可能会影响到电影能否通过。

 

  我曾经也想过很HIGH很不一样的结尾。最后一直卧底来买家具的那个警察,最后从房顶上哐当一声掉下来,摔倒地上又爬起来,说“我是警察”,然后又摔倒。或者哐当一声,不是掉下来一个人,而是掉下来一个钢盔,它在地上转了几圈才停住。但你肯定不能拍,因为特警戴的钢盔前面有一个大国徽。

  最后通过的电影肯定是妥协嘛,比如到最后那个乡长、乡党委书记,在卧底的警察引领下,用警察部队一举抓获了村霸兄弟和他的打手们,把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


  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我只能做好详细的铺垫,不让电影结尾变得那么意外,保持电影形态的张弛和完整。纯粹从作品而言,原来的结尾肯定是比现在要好。现在这个结尾还是在我的电影轨道上的,90%是我的。所以,一开始拍电影前,能想明白这些是件好事,起码你不用做的那么生次。

 

公安局

  《李米的猜想》的原型最初是一则电视新闻。两歹徒绑架了一个女出租车司机,结果女司机是个特会聊的东北人,把两歹徒说心软了把她放了,后来女司机违背誓言报警,警察把这两人逮住了。这女的后来心里难受,后来去监狱去看那两犯人,还带衣服和被子给两人送过去,最后他们成了朋友,两人减刑出狱。


《李米的猜想》海报《李米的猜想》海报
  小陶红把故事介绍给曹保平,曹保平在这个故事基础上写了《李米》。一家香港公司想拍,后来财务出了问题转给了华谊兄弟。

  在剧本送审时,电影局给《李米》也提的很多意见,我们也做了修改。问题是关键是他们觉得我的切入点和表达还是不正常,不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希望的方法和表达。比如“你为什么要写一个女孩和毒贩的爱情呢”?

 

  你要抛开这个故事载体来看底下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也没话说了。但是我也有话说,“周迅演的主人公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毒贩,你不能剥夺一个女孩的爱的权利,我并不知道你是毒贩呀”。

  在这个电影里,我赋予每个人物的前史和困境都不像一个商业片和简单的爱情故事,我想呈现一个时代性、现代人的焦灼状态,而这个状态细致在每个人身上,今天这个社会都挺焦躁的。可是,在电影里很多细节你没法呈现。

 

  比如裘火贵和邱月天,裘火贵的邻居是乡长的老岳父,他家厕所的排风扇对到裘火贵家厨房,臭的不成,他就天天和乡长老岳父掰扯这事,两人就打架,突然有一天老岳父脑溢血死了,说是被他打死了,裘火贵拎着包跑到外地,三年都不敢回家。后来乡长放话了,拿三万块钱就可以回家了。三年没有见到老婆孩子,他要挣这三万块钱就贩毒去了。

  邱月天也是因为暗恋小香,小香妈贪钱,他出不了彩礼,赚不到钱,小香只能进入城打工。邱月天进城打工赚钱很难,总是被人欺负被人骗,赚不到钱,他最后为了钱跟裘火贵贩毒去了。

 

        张涵予演的那个警察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而在很多人看来,他的意义恰恰也就在于这。就是说,你要是简单完成叙事功能,张涵予演的警察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自己焦头烂额了。他可以变成一个符号化的警察,这个事依然可以完成。

 

  但是这个各项化的警察形象,不能完全实现。张涵予演的那个警察,警察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什么样的话,都有一个严格的尺度的,不能把警察形象坏了,这在他们的概念里是玷污和丑化公安形象。客观的说,这不能完全说与电影局有关系,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决定是这样。这片子就算电影局通过了,公安局啪一下给你打个电话,你片子还是必须得叫停。

 

  通过这些事我觉得,在中国做电影你得很客观的看这些事,在这样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是你个人力量可以改变的。你只能是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狭小的空间里调整你自己,锻炼自己的能力。


《李米的猜想》剧照《李米的猜想》剧照

投资商

  《光荣的愤怒》是曹保平满意的表达,赢得了口碑,却没有票房;《李米的猜想》有了1400万票房,却并不能够令曹保平满意。因为投资商华谊的要求,《李米》的结构和故事巨变,50分钟的素材被删减掉。最终曹保平也接受了这个过程,“不管是和制度博弈,还是和资本博弈,对一个导演都是必经的过程”。


  周迅看了《李米》的剧本特别喜欢,因为她在香港、大陆的票房影响力,给了华谊一定信心。他们的营销部门不乐观,认为这个电影不能赚钱,但王中磊说他找不到一个不拍的理由,有好的剧本、好的演员、好的导演,为什么不做呢?

  我原来想把《李米》做成一个单纯的公路片,就是两歹徒绑架一人,他逃跑的过程,做得很紧张很好看,或者可以做成一个寻找男朋友的情感故事。但最后我决定做一个寻找真相的诡异故事,有点象大卫·林奇风格的电影。

 

  我可以顺着周迅的命运和经历,把几种结构揉在一起。电影一开始是个商业片,邓超从桥上摔下去,砸到周迅跟前,周迅才说,“其实我后来知道,当时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再回溯回到桥上的那一段场景;后来故事三分之一的时候,开始转成一个公路片,王砚辉王宝强绑架了周迅,一路流窜到郊区;最后一部分是一个类似于大卫·林奇的解构片,邓超演的马兵、方文其实不是一个人;小香和王宝强的故事完全是他臆想出来的,真相层层剥的时候,突然真相找不着了,原来的结尾周迅是从警察局里出来的时候,周迅突然往后移到一个DV机的屏幕里,一切都很诡异,没有结果。

 

  这样一个比较诡异、真相扑朔迷离的电影,我觉得是中国电影里没有的。在电影的叙事上,我不希望正叙着讲,我希望插着讲,但华谊希望我把结构变成平行的,共同推进的方法。再比如你希望是电影是复杂、诡异的,但华谊可能就希望简单明了。

  按照我的版本设想,可能比现在成片的表达要更复杂,更个人化,但是从华谊角度而言,他们觉得这样电影的复杂和个人化,会影响到电影的市场推广和观众的接受。所以从市场需求,他们要求彻底的改变。


《李米的猜想》剧照《李米的猜想》剧照

  最后,《李米》变成了一个温情片,一个爱情故事了,被剪掉了50多分钟。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损害的过程,你不断会消减尖锐性和犀利性,最后变成一个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电影。

  我不太愿怨天尤人,这些我觉得是要坦然接受的。不管是要和制度的博弈,还是和资本的博弈,其实对一个导演来说,都是必经的过程。而且即使是对电影的删改,也很难说对或者错。

 

  因为纯粹的个人表达,有可能是完全不被观众接受的,你根本没办法跟观众见面。

  《光荣》可能更多的被人看到是在网络上,或者观众和观众之间口碑相传,这个辐射的面其实很有限。但从社会影响力而言,《李米》这个被更多人看到也是一个好事,大家知道有你这样的导演,在做这样的电影,你一步一步积累,等你做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真正想法去拍电影。


演员

  《李米的猜想》西班牙获奖后,周迅、张涵予、邓超、王宝强第一时间向曹保平导演表示祝贺。此前在《李米》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均表示希望有机会能与曹保平继续合作。

        田壮壮曾经这样夸奖《光荣的愤怒》:“这是我们难以看到的中国农民真实生活,影片具有显著的批判现实意义----演员生动的演出也叫人过目难忘。”


《光荣的愤怒》影片截图《光荣的愤怒》影片截图

  拍《光荣》的时候,我挑了男主角叶光荣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吴刚饰演外,其余主要角色大都由云南本地演员。我把他们给拉到那个拍戏的村庄,30多天封闭在一个村里,都不洗脸,不刷牙,早晨起来都挂着眼屎,胡子拉碴,我看他们都觉得特恶心。他们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是从小镇上的人那儿扒下来买的:“这件毛衣我要,我给你买件新毛衣”,扒下那旧毛衣就直接穿演员身上,那味儿还在上面呢。

 

  当演员和那些人活在一块儿了,我拍的时候,再把他所有有表演痕迹的地方全部打回去,找到一种最纪实的状态。可是纪实状态有时候又会丧失掉你戏剧张力的复杂性。你就永远在互相纠缠,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

  每天拍完戏,不管多晚,只要第二天有重要的戏,所有人洗完澡,我们住的地方也特简单,旁边有个大餐厅,所有人围一圆桌,大家在那儿开始排第二天的戏,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工作。这样,在正式进入拍摄之前,会让演员琢磨到更深的一层。

 

  《光荣》有非常多场戏,我第一次用DV机拍下来,和我最后用胶片拍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案,就是天上地下,就包括演员的走位,演员表演,到每个节奏点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没有牛的演员,因为拍电影是一个集体活动,你要和对手搭戏的,你这句词和我那句词互相心理的咬合对不上,对外在就会有影响。我用DV机一遍一遍排吧,一次次一点点抠,排到五六遍的时候,所有人都特兴奋,大家感觉咬到一起了,都特来劲儿,不是那种特生涩,谁和谁都没搭,这个就需要过程。

 

  然后拍《李米》的时候,这里面所有用的都是腕儿,周迅、王宝强、邓超、张涵予。当你用这么多明星的时候,很难每一部戏都达到你想要的这样一个创作状态,但《李米》是个特例,它做到了。因为这些演员都很认真。


《李米的猜想》剧照《李米的猜想》剧照

  周迅本身她就是一个挺疯狂的人,她又特别喜欢,跟你又特有默契的沟通,你怎么折腾,她都行,你把她弄死了她都行。因为有她这样一个例子,王宝强、邓超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候,往上走的心气儿特别高,所有这些人凑到一块儿,都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目的。有一场是周迅在加油站的时候,其实有些镜头根本拍不到王砚辉、王宝强,但是他们让人非常感动的,一直站在旁边,说“我们要让现场的空气都是一样的”。

 

  后来电影上映,我们聚到一起,大家都怀念拍戏的那段时间。周迅就说,这个剧组给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像在完成一堂课。“现在许多剧组当一个演员拍戏的时候,他的对手可能在休息,可能副导演就会跑来配合说台词,但是《李米》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不管是谁,拍谁的那一方,大家都会竭尽全力去给对方配戏”。

 

  在《李米的猜想》里我其实也在做这个努力,但是《李米》可能没有《光荣》做得那么极致。我既不想把它拍成简单的商业片,我也不想把它拍成艺术电影,我只想拍成特别好看的电影,但在背后有强烈的表达和态度。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李邑兰  发自北京


对本文章有疑问,或者想提出意见。请联系我们
相关词条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