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离开贵阳三线 从此变成局外人
何东：你是66年出生的吗？
王小帅：对，66年。
导演 王小帅何东：还在襁褓里头的时候就随父母去了贵阳？
王小帅：嗯，我最早听父母说是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去了贵阳。但后来又感觉不对，因为我们是国庆节10月1号左右到的贵州，但我是5月22号出生的，所以按道理到10月份应该是有几个月大了吧。
何东：你肯定没记忆。
王小帅：那肯定没有，完全没有。
何东：你长大以后有没有问过“为什么过去”？
王小帅：因为当时在开发三线建设。我妈妈跟我父亲是在上海结的婚，我妈妈分到了上海上光厂--上光厂也是属于军工系列的单位--正好赶上66年要开发三线，所以那个厂基本上就迁过去了，我妈就跟着全厂过去了。我爸爸是上戏的，不属于这个厂，但是为了去那里的员工人心安定，所以就把一些不属于本厂、本系统的也往那边调。就这样，当时我父亲也跟过去了，全家也就在那里了。
何东：你在那儿长到13岁是吗？
王小帅：13岁。我离开的时候79年，79年我13岁离开的。
何东：贵阳那个地方，它再小也是一个省会。你在那儿活了13年，你觉得它和你后来走过的这些大城市，最不一样的是什么，或者说它的特点是什么？
王小帅：我们待的地方是贵阳市乌当区，一个叫新添寨的地方，就当时来说已经是离城市很远了。我记得我们要是想坐解放牌的卡车从厂里到城市的话，应该需要三、四十分钟的山路要走，所以基本上跟城市没有关系。我们长期是在一个封闭的厂区，四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到新添寨，再往贵阳市走。所以我们从小生活的印象，就是山，山、水、河、田，就是这样。我父亲到了厂里之后，在工会干了没几天，就想办法到了贵州省京剧团，他是演员嘛，京剧团好像还多少对口一点，所以到了贵阳上班，我偶尔会有机会跟着我妈妈、妹妹到贵阳市里面去看我父亲，我对贵阳市的印象也是黑乎乎，反正到那个地方就有那么几个楼，这就是城市，在那住一天，然后京剧团里面待一天又回山里面了，所以基本上那十几年都在那个山沟里面，对贵州的印象就是这个，对城市没有什么太大印象。后来父亲到武汉随军，我们就随军参军了，到了武汉的时候13岁，一到那儿，呦，觉得那个是个大城市，那好像第一次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是到武汉以后才有印象。
导演 王小帅何东：它对你整个的成长有多少影响？
王小帅：从心理分析上说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地方的13年，是自懂事或记事时候起比较自在的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比较自在。同学、家长都很熟，自己玩得也很开，体育也好，所以在那个地方好像自己当了个山大王的感觉，有一个这种感觉。完了冷不丁13岁的时候要走，这一走就慌了。我走的时候心里是不高兴的，要离开这么多同学，离开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是不高兴的，我跟家里面闹别扭，就是不愿意离开。
何东：其实你已经在这个孩子群里面形成了自己的世界。
王小帅：对，其实已经很舒服了，因为我孩子头嘛，什么都属于我，那个时候学习成绩也好，班长、大队长、少先队大队长、体育委员、英语课代表、文艺课代表。你犯了什么错误所有的老师也护着你，自己又学画，人家觉得，呦，这个孩子也本事啊，出个墙报，画个宣传报都是你的，所以很舒服。
离开之后呢，突然之间失去那个底了，整个这个底子都失去了。到了武汉，我记得第一天到武汉的大城市看看，觉得这样的城市很陌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某种陌生和恐惧感，好像是突然之间就找不着北了，只能跟着父母。因为被父母带到部队里去，整个世界就变了。第一天就上学，我印象中那个学校很大，贵阳那时候的学校小，破红砖墙就上课了，武汉是老工业城市，所谓过去那资本家造的大砖墙那种楼，我就心生恐惧。然后进到教室里，我一看怎么那么多人。我记得我们班56个人，密密麻麻的排在教室里，我都没地儿坐，然后就给我搁在第一排。
我去还专门换了一个衣服，穿着我父亲的一套衣服，是带四个兜那种蓝色工装。进去以后我就听他们有人在说，呦，怎么来了个乡下人。用湖北话叫乡里，因为我是贵阳来的，多少听得懂贵阳话，贵州话和湖北话差不多，所以他就，哎，怎么来个乡里的，我一听呦，这个就一下子受打击了。我是乡下人别介啊，我在贵阳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们是上海来的，武汉跟上海怎么比啊我心里还说。但实际上我跟上海毫无关系，心理上有关系，人家说你是乡下人。从此以后其实你就是一个外来人，我觉得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到武汉、北京、福建都有这种感觉。
何东：以他者为王。
王小帅：对，这么一直转来转去始终以他者为王，始终是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永远永远就不会成为这个世界生活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包括现在我来做电影，我都觉得我永远是跟你们这个娱乐圈、电影圈没关系，我是偏局外的这种感觉，一直是这样的，长期是这种。这样如果分析的话，跟这个当时离开贵阳，突然之间失去那个中心点是有关的。
媒体人 何东来京30年没户口 至今搞不清是哪里人
何东：你说过很多人离开贵州以后不愿意提自己和贵州的联系，你说你不一样，你觉得这是一块多好的土地啊，你是指这个厂区还是指整个贵州？
王小帅：贵州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厂区的印象，其他地方也没怎么去过。我们最远去春游啊，就去什么乾陵公园、花溪公园之类的，这就是我们去过最远的地方了，学校组织去。其他的印象就很少了，什么贵州有黄果树，有什么，小时候都不知道都没去过。
我到了北京以后，在拍电影《青红》之前，我长期就觉得我是贵阳人，哎，我跟谁说都说我是贵阳的，因为很多人从贵阳出来之后，从三线出来之后为了改变自己命运，有很多人就把那段历史给屏蔽了、遮蔽了，不说我是贵阳的，我就是上海人，我就是哪里人，把那段给遮蔽了。但是我呢，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哪儿好哪儿不好都差不多，你上海和贵阳怎么了，我是这样的：我喜欢山，我见到山里那个牛棚里面带有草和牛粪搅的那个臭味我都觉得很香，我喜欢那个味儿，我喜欢泥土里下雨之后，弹起来的灰和雨，那种清新的味道，我喜欢那个味道，所以我觉得那没什么，贵阳挺好的，所以我始终愿意说我是贵阳的，我在贵阳长大的，有这个感情。
《青红》电影海报但是后来《青红》拍完之后，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不像当年那么肯定了。因为我在拍《青红》的时候回贵阳，我是怀着我是一个贵阳人的心态回来的，我曾经在这儿生活，我在外面随便谁问我是哪里人，我永远选择我说我是贵阳人。可是这二十年以后你真回到那以后呢，你突然发现就是贵阳那个地方也在拒绝你。我的很多同学呀、家长问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我是贵阳人，我回来我就回家。”“你不是贵阳的，我们才是贵阳的，你算是什么贵阳人。”就把我给打击了，你知道，你一个13岁的孩子就离开了，你还有这份？好像就是你还有这个归属感？不可能。我们这都几十年了，现在三四十岁，我们才是贵阳人呢，所以一下把我给弄蒙了，人家根本没有把你当贵阳（人）看。所以我的心里这块东西就没了，我现在哪儿人我就真搞不清楚，但是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北京人，我虽然15岁就到北京，我到现在北京那么多年，但是我觉得我完全不是北京人，到现在连个北京户口都没有，只是在这儿混着，所以我不敢说我是北京人，是哪儿人我就不知道了。就是03年拍《青红》那个时候，就等于把心中唯一的一块儿也给搁一边去了，也给埋葬了。
何东：那你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你到现在挪了几次户口了吗，不算那个没上上的。
王小帅：我们在贵阳落户口，然后肯定是挪到了武汉，之后我就考到北京来了，当时算集体户口，毕业之后，分到福建厂，肯定又挪到福建，后来想福建实在太不方便了，我就通过朋友调到了河北，进不了北京，我这叫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实在北京是回不来，北京、上海这个特点你在这儿要走可真回不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有这点地域之间的差距优越感，你要走真回不来了，所以我一走确实回不来了，现在想进北京门都没有，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绕着北京城转，我现在是河北省涿州人，落在那儿了。
有一个好玩儿的事儿，有一天聊闲天，我父亲那几个战友，说你怎么不是北京人，我说我走了。奇了怪了我们都知道你从小到北京来，你怎么会不是北京人，这事儿说来话长了，他说我给你弄个北京人，我有关系我有办法这儿那儿的，我说呦没听说过，我说这个怎么可能到北京呢，他说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弄，于是我就把东西交给他了果真就成，我东西都齐了，到我的房子所在地上户口，派出所东西递给人家，人家一看，仔细看看都没问题呀，所以当时给我做了一年北京人，做过一年，就是给我那个都是户口啊包括身份证弄好什么的，我还赶紧办了港澳通行证我高兴，我说终于变回北京人了，15岁到北京读书，我绕了这么一大圈现在终于成北京人了高兴。我去香港，出国用这个没问题了，我还是正儿八经堂堂正正，结果公安局那块儿出事了，好像是有一个犯罪嫌疑的团伙把我牵了进去，那因此就一冻两年，这一冻结这一收我的户口、身份证都用不了了，所以我做了两年黑人。
导演 王小帅当时要去香港拍戏呀、看景啊什么都不成。公安局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把那些人都处理了，完了再来处理我的情况，拿回来。所以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说我们的祖籍，我的祖籍不是辽宁嘛，我说我真不是，都解释不清了。当时特恐怖。我说我生在上海长在贵阳、福建，最后我知道，他说我是当时户口本为了偷懒户口本就写辽宁了。写辽宁，那倒变成出生地也是辽宁了，我出生地明明是上海就乱套了。拿到我的护照乱七八糟，行，这个事儿这么着，我还托人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个事儿这样我们这儿就是没办法了，我想能不能留在北京这个事儿都成，但不行。那北京留不了了，给你发回原籍，你去原籍，我说这可就麻烦了，我原籍可是河北省怎么着怎么着，什么呀你写着辽宁呢，哎呦我的妈呀，辽宁那可是我爷爷的那一辈我都没去过那地儿，哪儿还有亲戚朋友那是祖辈的事儿了，结果呢我说，行，知道了。
应该是哪儿来回哪儿对不对，那我是河北来的你再给我回河北去呀，结果我再去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信封给我封着，他根本不理你不听你说，信封上写着辽宁什么丹东市公安局，我当时就拿了，我当时就没走我在公安局，我说这你这是置我于死地呢。结果我又托人跟他们解释，解释半天，我说这个东西你至少是从哪儿寄过来的，你给我回那儿去，那儿还有我的记录我还能落下来，要不然我怎么落下来，辽宁？辽宁谁知道什么人，你说这个荒唐不荒唐，吓死我了那个时候，我说这给我弄了，真给我逼急了，我出国不行我游泳我游到台湾我跑了，我告你去，我游香港去我跑了，那时候真逼我当他们哪儿外国人去了。然后后来通过朋友说好，我说你别的不要求，你把东西封存了，你把我地址写上河北省涿州市公安局，那是我来的地方多少还有个记录，虽然两三年过去了，它把地址给我改了，我跑那个算是寄到那儿去了，这又落回去了。我还跟那边对不起，我说我算鬼迷了心窍，我想当个北京人，我错了，我说我河北人挺好的，农村包围城市，我当他们北京人干嘛呀，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以河北人为骄傲，就这个。
无根和浮萍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现状
何东：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指的是你拍电影的时候。
王小帅：反正长期以来就不太舒服，怎么说呢，有一度我自己也在犹豫说拍几个片子，片子里的这个人物或者片子里的故事，让它透露出一种漂泊感、无根感，或者在对未来有一种迷茫和寻找的感觉的时候，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内心有这么一种失落感造成的，我觉得这是故事里的。但是后来我想还是跟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有一度我确实很害怕很反感，我就特羡慕那个谁有家乡，一说哪儿人哪儿人很明确那种人。完了以后过个年过个节人家回的真是老家。你看我两个朋友，一个是刘晓东，一个就是贾樟柯。
何东：画画那个吧？
王小帅：哎，画画的刘晓东，刘晓东人家东北的，锦州京城造纸厂，人家祖祖辈辈在那儿。一回去，父辈、兄弟、同学，热热闹闹，确实人还在那儿。小贾说起来山西临汾人，到那儿村里人这那的都是自己的朋友。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找不着家乡。因为我的父母等于说离开上海就一直飘着，到哪里就是我父母嘛，边上都是认识一些新邻居而已，没有那个根儿扎不下去，所以我特、挺有点耿耿于怀的。
《我11》电影正式海报当拍完《青红》连贵州都不是的时候，其实我在慢慢慢慢地调整自己，就是我觉得像这样情况的人还是有的，不光是我们家，中国从解放以后以及解放以前那么多战乱，这么多部队是迁徙啊，部队的征调，到处南征北战的，各种人都离开了，有的扎根了有的漂泊。所以这个现象，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也不是属于少数。所以呢我就慢慢的调整自己说，那我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吧，我就是无根的人，就是一个浮萍。
我这种无根和浮萍，也代表了很多大部分的中国人这种生活的现状，所以我就承认它了。就像在《我11》这个电影里，你不要老看着别人，你生在哪里，属于哪里，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家庭你已经是它了，要正视它，逃避是没有用的，这是你的生活。所以相反我就更清楚的认识到这是我的，这种无根文化，这种不安定感，那种永远用他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个社会，永远处在这种社会主流的边缘，那也是人的一种生活境遇。那我就来表现它，或者我把我这个东西敞开，我觉得这也没有问题，所以慢慢的调整稍微好一点。
何东：那这种漂泊会不会让你这种电影跟别人有一种很大的不一样的东西？
王小帅：我觉得我有时候变得明确起来，可以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思考，甚至可以说作一些哲学思考，或者做一些诠释，让它清晰起来，我觉得像塔科夫斯基拍的《乡愁》也是，他也是从苏联离开了到了法国到慢慢的，他也自己找不到北了，那种浓浓的乡愁，有好多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是，他当时也是流放或是什么，也会形成这种思维，国外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他是自由迁徙，国外很少问你是哪里人嘛，就是在这里待着，偶尔说一句这个不严重。
中国是你生在哪里，籍贯是哪里，祖籍是哪里，几个问题下来你就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他们可能生活在这里。我有好多法国朋友，其实他们可能从阿尔巴尼亚来的，可能从那种阿尔及利亚来，但是他就已经是巴黎人了，这个东西已经不重要了，像这种现象我觉得在人群中还是很普遍的。那如果你清晰的认识它了以后呢，你可能做的东西就会更主动的把它表现出来，或者不去回避它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的改变。然后现在说起来变成你们哪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开玩笑了，问到说中国人，成开玩笑了。
确实现在对我来说，长期也在北京，北京生活时间实际上最长，但是你说北京有多少认同感呢？我发现就是随着时间长了也没有什么了，北京成了大家的一个事业的过渡期，拼命的在这里寻求成功和机会的一个地方。最多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现象在这里发生的比较多，成为中国一个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你真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是你可以离开它了以后，我现在在考虑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离不开北京，你恨北京，但是你离不开北京，因为北京你离开了北京，你再回来北京都不认你了，所以变成你必须扎在里面。那等到有一天你现在差不多可以，所谓的你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你了，你的名字不会被北京所甩掉的时候，你可以离开的时候，那么去哪里就变成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了。
《冬春的日子》电影海报我不再寻找故乡 但求未来的归宿
何东：你这样一个身份，无论国内、国外你有没有见到哪儿有那种“哎呦这个地方我认。”的感觉？
王小帅：最近我还就真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挺难说的，大概是1994年，94年我拍完《冬春的日子》以后，要去电影节，所以我就办护照，我错过了加拿大，结果我就先去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然后到鹿特丹。我也是第一次出国，94年那时候我还年轻26、27岁啊。我转机的地方是哥本哈根，飞机降下来走出去一出那个大厅，就看见哥本哈根的大厅，有几个金发女人、男人在那儿走来走去，嘣我就停在那儿了，然后他们几个就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来过这儿，我说太熟了，我曾经就一个瞬间一个闪念，我说哎来过这儿熟啊，不陌生一点都不陌生，似曾相识，他们吓坏了你干嘛呀你，好像是又神经有毛病了，跟自己的感觉一样。
但是再往下走就一样，真正在欧洲待，待不住，待时间长了待不住，有可能是我觉得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还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你在那里有了一定社会的对你的认，你会很清晰的找到你在这个社会里的位置，或者你交往的朋友和关系是这个社会里的位置，你的一群圈子，这样能够帮助你找到自己。你会很自如的应对一些事情，这可能是你待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倒不在乎，因为我走南闯北，南方、北方反正都去过，它的饮食、空气什么，我都还多少能适应，我唯一不能适应的是高楼大厦，因为我农村嘛待过时间长，不能适应到上海那种高楼大厦我就觉得待不住，那其他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能待住。所以到欧洲待着，我虽然会说英语，但是那个语言系统还是累。两三天以后语言中很多信息你抓不住，电视的信息抓不住，人际关系的，他们的表情你抓不住，他们之间谈话的方式你抓不住，别说饮食了，就是这些东西都抓不住以后，你就待不住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好多人说，呀，谁谁在欧洲待得很舒服，愿意在那儿待着什么什么，我觉得欧洲是漂亮是美呀是好，你想想意大利的小卢卡呀，佛罗伦萨呀，或者威尼斯呀，你说巴黎你到法国里昂、巴黎都很好，可是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我不可能待住。到这儿就算是有一个女人或者有一个家，你跑到那儿去，剩下能干什么呢，你要怎么融入这个社会呢，我就知道我待不住。然后我就回过来想在中国我怎么办，我在中国除了北京，除非不想。你不想在北京待下去吗挺好，要想的话那么什么地方是能待住的地方，这变成一个问题。
何东：变成一个问题了。
王小帅：变成一个问题了，就是有些人可以回老家，我回不了老家，老家没有了我该怎么办，我到哪儿又变成一个陌生的人，这是一个问题。最后可能就在北京待着。所以我现在特别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说，只要有空逮着时间我愿意去玩，我愿意出去玩，出去玩呢我又不愿意去外国，除非是有特别好的机遇啊朋友，没有这方面的，我不愿意去，，因为我电影节跑得也多。我愿意在中国，因为中国好多地方没去过，所以我愿意玩儿愿意跑，那我不知道在跑和玩的过程中，能不能哪个地方会有缘分，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地方有诸多东西让你觉得亲切，让你觉得有所回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也开玩笑说在中国你跑来跑去，就是中国现在这样儿，什么地方都让你糟心，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个问题。故乡是一个归属。我现在已经变成就是不是一个对于过去故乡的寻找叫这个归宿了，相反是未来，对未来一个心灵的归宿，去琢磨这事儿去。
我现在已经变成就是不是一个对于过去故乡的寻找叫这个归宿了，相反是未来，对未来一个心灵的归宿，去琢磨这事儿去。何东：这将来的一种？
王小帅：比如说我们去哪儿，大家说去哪儿玩，你突然脑子也想不出一个特别的地方，我特别羡慕西方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法国人、英国人之类的，他们就是一家人说度假去哪儿，他有时候想不出那个新鲜的地方，他们老去一个地方，你知道吧，哎，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那个别墅曾经住过，曾经租过，下个夏天他们还去那儿，再一个夏天他们还去那儿，小孩跟家里人说，曾经去过有英国南部一个什么度假，大家都觉得很好，到下个暑假为问去哪儿，再去那，小孩就很欢呼很高兴，又去了。他们又到那个别墅，又重新重温了上一次他们的假期，他们老定一个地方玩，就是认准一个地方好了以后他老这样。中国你看他们有几个老去大理啊什么的，他们好像一到那个没事就跑大理去啊，我也去过几次大理啊但是你说是不是再要去我就盯死那个地方了，我老想去开辟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玩的地方，确实没有，这个很难让人形成一个传统，就是我老去那个地方啊，跟当地啊，跟什么呀，我的居住啊什么成为一种传统。
我觉得老外这点特别让人羡慕，一家人又来了。我妹妹他们在英国一个海边，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他们现在到了暑假什么的都租给别人，一家一家的要来老来，老定又来了，又来了，他们这个传统就特别有意思，当然偶尔可能再去别的陌生的地方，那样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玩的，我也特想找一个地方你说中国哪儿好？找不出来。
中国创作者正随着功利化丧失独立品格
何东：文化批评里头是最先发可能就是独立批评，王小帅在我们的文化本身里有独立批评吗？
王小帅：这个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价我自己或者是回过头来看我自己。但是不光是文化评论、文化批评，可能本身从作者从很多的作者行为上，它也慢慢的确实是在丧失一些独立的品格吧，这是一个现在目前好像挺公认的一个现象，在一个功利化的社会或者是在一个商业化比较强的主导这个人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时候这种偏移，这种漂移和偏移是存在的，我觉得。但是谁都不敢说谁就具备独立，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处在自己的角度想，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是这么的清醒，自己是多么的独立，自己是多么的坚强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不一定，这是你自我的一个认知，我觉得看要做。
我觉得现在从电影的角度讲，人家都会觉得很奇怪。你王小帅为什么那么轴啊，北京人讲为什么那么轴，为什么那么固执，为什么那么不合时宜，为什么那么不与时俱进，不会识时务，不识时务说的正好可能说的就是那一面，说的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一面，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让别人去评判，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就是你的创作理念是不是还在那里。就我来说我只希望我自己创作的方式和理念，越少受周边的现在这个趋势去影响越好。因为你可以一直在每一次创作的时候，都能回到自己的本体、本心去走，这样的话做好做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嘛，在这个基础上你能找到你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再去出发做一个片子，这是你的。那也可能一睁眼两边一看不对，现在不时髦这个，怎么又变不时髦了，但是我觉得相反这是一个可贵的地方，如果都在看看周边之后，看看跟这个风跟那个风，那确实是一个有经营之道，会赚钱、会经营的人的做法，这个我能不能做？我相信我可以，但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你还能够通过你自身不影响你自己的判断去做东西，尽量去有一步做一步，直到真的是做不下去了，我觉得再转转没关系嘛，再去适应适应，做去合点时宜这个也不晚。但究竟这种人算什么，或者在中国这个文学圈、艺术圈、电影圈这个算什么，这个大家自有公论吧到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都会不会把自己当成那样的人，就是自己丧失了这种立场啊，丧失了这个，丧失了那个，不愿意没人认，他一个小理由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
何东：安全的地方。
王小帅：安全的地方，就是这样。
何东：然后你直接跟他说他又急了。
王小帅：对，你要直接点他的话他又急，真的还不如像现在微博上的几个直来直给，那还好点，所以现在没法弄，谁在掌握这个舆论的话语权和趋势，在引导这个大家往前走就是现在这个境况。我们现在是力量太小了，但是你说靠作品吧，我觉得小说家也好、画家、音乐家、电影，还是拿作品说话，拿你的创作态度说话。虽然是不够时髦，虽然现在大家拿一个书发行有多少，一个电影票房有多少，来说这个事儿。但是骨子里如果说你这个书不是一个，你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态度，就是迎合着市场拿了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样。
何东：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些评论家的问题，我原来问我父亲，因为当时那会儿是封闭的，我问，爸香港是什么地方，文化的沙漠。他也没去过啊，《人民日报》用整版我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知道安东尼奥尼这个名字不知道这个人，没看过作品确认这个人是坏人，我才明白那句话你知道嘛，问我爸爸这个人是干嘛的最坏的人了。我父亲晚年的时候我问过他：“你这个话都是从哪儿来的呀？而且当年你可能也接触过这句话。”“我告诉你这是报纸上说的。”
王小帅：我父亲正好相反。我父亲就是恨报纸，不管你说什么，他有一个自己的思考。他不一样，可能这方面我现在那个轴劲儿，也是跟我父亲那儿来的。
何东：有这个遗传啊。
王小帅：有这个遗传。他始终是看这个反面，因为他从小印象就对文化大革命，还有对一些这样的东西他是不满意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梢在边上，不是在那个洪流里面，就是所有的人在举红宝书，可能他只要一有机会他躲在一边，他就把红宝书撤下来，能不举就不举的那么一个人，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我现在就老逆反，如果现在这个如果都在讲探索讲艺术嘛啊，如果现在还是过去像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就不讲市场，我没准就玩儿那个去，我就按那个，我就玩那个去，大家都在那儿我就玩那个商业我甚至玩周星弛，真的。
艺谋小刚担子重太累 我在边缘呆着挺好
何东：你王小帅肯定知道，《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票房怎么说啊，多好看的电影啊。
王小帅：对，就是实际上给我们留下来的经典它最后都是不会，你比如说过去《小兵张嘎》对吧。
何东：安东尼奥尼就比你强，我看过他的历史。
王小帅：对，所以怎么说，我还是刚才跟你说过的那点，就是说我始终是不反，我不是一个，他们老是因为现在简单化。
何东：非此即彼。
王小帅：哎，就把我放在商业的对立面，其实完全不是，就是工业商业是一个大众娱乐，这个电影变成大众娱乐，这个基础是必须的，甚至是成为一个税收的大户，甚至是国民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也没有问题，中国如果从工业上说中国电影的工业应该再上去，美国都成了很大的一个支柱产业了，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空间很大。但是这个时候我那种（浮萍）的性格就出来了，我自从13岁离开贵阳这么多年我就再也没有在人群中成为那个聚光灯的那个中间成为那个热闹的那个部分，始终在外面这个城市啊这个人群呐我都在外面看着。因此到了电影圈我觉得我也属于外面挺好，就没在中间过，你知道吧，你看你们外面拍墙上挂那么多照片，我看了一眼也没有我，那么多明星在上面，我始终在边缘待着，没在那个中间，那我觉得这是个好事，你始终可以心老凉，人就怕热。人在中间一站呼呼那一热，满头大汗一照着，他热了之后他要关心的事儿太多了，冯小刚、张艺谋他们肩上担子多重啊，还得肩负中国大工业啊他整个，挺好的，我觉得他们贡献非常大。
前两天网上我跟周立波我俩吵架，他给我放上去了，他说那个我相信张艺谋看了，我可没说张艺谋什么坏话，他说张艺谋，我说这个都是很累。把一个中国开创、探索压身上了，一转型把一个市场也压身上了，一个人分裂弄俩位置。人家都挺辛苦的，这是工业。但我就说这边另辟蹊径啊这边风景独好啊，这就没人去了，那我现在就走走这路不是挺好的嘛，就是在中国到处高楼大厦，建着建着你先能找到一个清静地水是满的清的，山是绿的青的你待那儿这就，这时候你能体会到这高级。还别来，来了以后就破坏，中国只要人多它就开始弄，甭来，一个人挺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走这条路挺好的，那边热热闹闹主旋律哗哗搞的挺好的，这很好，靠你们了。我在边上待着，这边风景独好，千万别打扰我，就是一个人再寂寞一点孤独一点，但有时候不是山清水秀不一个人享受着寂寞嘛。
我就这么一个人，我是这么想的：稍微得平衡。我老担心不平衡。他们说我是上升天秤座，天秤座就要一个平衡，这个不对，那不对，这个没人做，谁做啊他们都不做，都不下地狱，我下地狱呗，我老这么想，那我下地狱呗，因为我这个人对物质对外面的东西要求特别少，吃口就得我还减肥呢。然后其他的外国我也不想去，最多哪儿？农村，农村只要干净，只要舒服，我就在那儿待着，所以我对高楼，买多少房子、车没概念，因为我这儿有这个人，就是一毕业他脑子马上想我必须明年奔驰房子什么的，他是这样想问题的。我当时就不明白怎么，你还没想怎么拍电影呢，净想那事儿去了。所以这股人就奔那个去了，我这方面要求不高，所以我就觉得那得，艰苦的我来吧。我是这样的，确实是有这个内心从第一次，你跟我聊天算把这个话给勾出来了。
何东：就是说现在的主流根本不是导演是观众。比如今年还一堆大片呢，我（观众）就是突然不看你了。
王小帅：这个我觉得就是看吧，中国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一天是会到来的，但是是什么时候？台湾迎来了这一天，否极泰来嘛，它已经完全下去了。
何东：跟股票一样啊。
王小帅：对，然后这个反弹我觉得是民众造成的，民众毕竟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需要的是这边儿的一方水土，需要这边儿的语言、方言，你让我长期我在自己的家门口，天天让我吃汉堡包，天天让我吃牛排，他受不了啊，时间长了，突然有一天大家就会反其道而行。
《海角七号》电影正式海报何东：会把不适应的东西撂下了。
王小帅：就撂下来，我们中国人毕竟他这个胃还受不了，它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一种反弹，所以《海角七号》一出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一出来，就是本土的气息出来了，老百醒一下子就反了，等于说是反了，所以这个是压得太久了以后造成的。中国当然就是慢慢的大片来了不少，再加上中国本土的这个导演也得努力，确实得努力，因为我们也不能老说观众，也不能老说投资人、发行人或者国家，就是还得自己也得努力，拍东西的时候稍微精道一点拍好一点，但是拍的精道到底是有各种理念、有各种类型，每个人去发挥他的类型就完了，王小帅可能我就这样了，那我就这样呗，我也不求一个别的。
我在这一块打造一个小天地，愿意来的人来，那些人在那块地做那么一个小俱乐部别人来，它就慢慢慢慢将来分化出来，中国人口基数多一定会造成一个很丰富的局面，我觉得这是一定的。但是还是要让一些大片、商业片、类型片去占据主流市场，让主要的老百姓到主流市场去看这个，我觉得这个你也不能否认。可是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造成我干不了那个事儿，就是在整个人群中，小刚啊艺谋成为那种，他担心这个事儿，我在想我要是他，我就不行，我没有这个本事。
何东：这是要有担待的。
王小帅：真辛苦他们，真是要担待的。
拍三线为历史留痕 中国人缺乏理性思考
何东：有资料说你觉得必须趁这个三线的景观还在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同时我也明白就是对于三线的这种情感记忆只属于极少数人，而不是普罗大众喜爱的电影题材，注定没有多大的商业因素，这段话是你真的原意吗？
王小帅：是，就是我拍这两个，一个《青红》一个《我11》，心里都非常着急，《青红》实际上最后我担起来了，因为老板跑了嘛，刚筹备还没出发老板就跑了，我心说这要是再不拍可惜了，因为我已经好几次经历这样的事儿了，我就楞冲上去了，那条件你可想而知，等于说全是我自己，周边的朋友啊划拉划拉，就是说认识一些有钱朋友，啥也别说了就赶紧弄点钱过来就赶紧弄。然后《我11》呢是有点儿法国的资金，但是法国资金是全部在法国做后期了，前期这点事儿也都是我们公司自己来的。那这样的话那就造成一个局面就是说，我一是条件有限。这要是有美国大的这种投资，大投资来做历史剧，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嘛，相对历史感那当然会好很多，这是一个心中的遗憾，但没办法，因为你再不做确实就没有了。
中国这种一日三变，你一个月不来，呯，这个街道、楼就起来了，它就真快，然后那边的房地产马上就已经该拆的拆，都已经完全荒废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变了，你要想回到三十年前太难了，所以我很焦急那个时候。所以包括这个《我11》做的时候，再不做还是不行怎么办，你说一时半会找钱还找不来，那公司还有别的几个朋友上吧，楞上。然后我们等于说花了很多钱去把那个破旧的街道，窗户都有一个黑洞，里面都是屎啊、尿啊，乱七八糟，都是杂草丛生的，全部给它重来一遍，现在目前还能看，一看就觉得有人生活在七十年代。而且看电影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经过多大的翻修和置景，所以是有一定的焦急的成分，因为再不做就真的就，自己可能心气也没了，那这样的话就差点劲儿，就是三线我希望至少有三个嘛，有了《青红》、《我11》，然后现在我心里放松一点，因为现在三线还有人还在那儿延续命运，第三代第几代，我现在可以拍拍他们，这样工程量能小一点，讲他们的命运，所以这两个是有这样一个动机、前提来做。至于它的商业性，就是说当然《我11》是有的，《我11》我相信其实它有很大的市场价值。
何东：为什么？
王小帅：为什么因为《我11》就等于是你11，谁都能去看的“我11”。因为这个《我11》虽然它有三线的特殊背景，可是我们这代人咱俩差不多，或者他们小的或者是80年，每个人都有一个11岁，只是我用我的这个11，《我11》三线这个特殊题材，这种过去年间的这么一个小小的道具，或者是小小的一段话可以勾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所有人的一个共同回忆，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是普罗大众的，是我的题材是三线，三线的人知道得不多，经历三线的也就几千万人，在中国那么多人里面算是少的。而且现在三线毕竟还是被遮蔽着这个历史那么，但是呢我拍这个戏动因，就像我拍所有的戏一样，还是回到我自己，我要为他们做什么，留下来一点点什么。
何东：痕迹。
王小帅：痕迹，因为《青红》之前，整个的中国没有只言片语，没有一个东西是记录三线的，他们这些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生献子孙，这么一帮人没有只言片语，自从《青红》有了慢慢的大家了解他们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参加过祖国三线建设，或者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人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所以我有这个目的去做。但是到市场上，我觉得就是一个来勾起大家共同回忆的一。包括我们就在香港问他你11岁，香港人就在想我这个11岁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脚步匆匆的往前走，建设啊往前看，这叫与时俱进往前看。现在我们那个自从经济建设以后呢，我们当然是有策略的，有策略让大家别想过去了，因为过去没法想啊，咱们国家过去短短的几十年，没法想啊，想多了这不麻烦了嘛。别想过去了一定要人们往前看，往前走，所以大家也都是，是往前看，中国人现在缺乏这个理性思考，大家都往前走不往后看。所以该宰的宰，该灭的马上就灭，这个我觉得挺严重的这个事情。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两个作品，或是一两个人往后看一看梳理梳理，其实为了往前走，为了更好的往前走梳理梳理过去是一个校正，是往前，是为了更好的往前走，我们不要轻易的被现在这种又是一个语录一个思想一挥，嗡大家又上去了这样，我是这么想的。
院线定影片生死 文艺片宜长线宣传
何东：《我11》如果把它真戳到了每个人“11”那儿，我觉得它肯定类似的体验要出来，包括代沟什么的，我认为都特虚，这种东西。
王小帅：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表现手法确实也特殊了一点，我这个人从小特别害怕我父亲、母亲啊的长辈哭，我特害怕，甭管什么他们一哭，我就觉得特别糟心，什么事儿凡事不能哭，他一哭我心里就难受。然后呢等到学电影啊学文学，我也特害怕别人哭。笑可以，你要让我哭那我就别扭。所以现在中国不就是两种忽悠嘛，反正哭得稀里哗啦，笑得不说了，哭得稀里哗啦撒手绢什么的，这又是一个风气。我后来学电影啊什么，很多看国外的文学作品啊，国外的哲学思想，人们是崇尚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东西啊，理智来控制人的这种独立性，别什么事儿都号啕大哭，因为一哭就丧失判断，一丧失判断别人一拍你脑袋就跟着走，说革命就革命，说上山就上山，说红宝书就红宝书，你知道。所以理性太重要了，一个民族需要理性。
所以我觉得审美上，在电影上尽量的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让那种理性之光啊，哎，如果你做得诗意一点，散发光芒笼罩着你，然后慢慢的你去感受和吸收个营养，然后跟它感同身受，用心和心灵之间那种对撞，没准儿某个瞬间你撞着了，那个眼泪是从里面来的，不是被你给哎呀那种挤出来的。所以我的电影呢，就是需要观众有这么一种态度，慢慢去品、去看。而不是说，因为好多人出来说小帅，你怎么拍电影老是差这么一点，我这都到这儿我都要哭了，你怎么把这个剪了，你怎么不推上去啊，你也不来个特写，来一下，音乐再一起，我就哭了，哭了你就成功了。我说我恰恰不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一起音乐，一推特写，演员再急一点，你就能哭，没必要，我不要这个。所以像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方式，要在中国寻找它的这个观众，要理解它的观众，就是怎么看这种电影，它那种理性散发出来的那种光芒，那种悲悯、那种关怀、那种情是这样子出来的。
我看国外一些电视台，采访人的时候当事人情绪一不对，一要哭的时候人家啪剪掉了，我们这儿逮这个，哭了哭了，镜头就推上去，等着赶紧出眼泪，赶紧出眼泪，出了这节目算成功了。我就觉得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就觉得通过电影，我的所有电影大家看着都是冷啊静啊，老是回头说王小帅你怎么功力就差这么一点，老说我功力就差这么一点，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也现在开始想希望大家了解，我不是功力差一点，我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这种体系我来做，希望你达到一种一个电影和作者之间、观众之间达到一种那种融洽，之后内心产生共鸣和感动，这个我觉得更高级。
所以将来观众也好去看懂《我11》，他所能带来的东西。共鸣点、几代人的，勾起一个回忆，包括呢像我们这代人带自己孩子，十几岁的孩子都没看过，他一看，画面说你老爹你老娘就是这样的，你别再要一个MP3了，什么iPad2够多了，你看我们过去，这孩子有一个对过去有一个影像上的参照，觉得噢，是，老爸没吹牛，要不然他们一出来就是高楼大厦、汽车宝马、香车洋房，他觉得你是吹牛逼呢，所以我觉得《我11》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带来一种怀旧吧，大家现在有点怀旧之心了，好多地方都开始有点那个意识到某些问题，怀怀旧啊，脚步慢一点，别那么快了，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有，其实进电影院的观众我觉得能找到共鸣。我预判，如果给《我11》和这种电影一定的时间不一定像你说的那样。
现在就看影院的经理和老板，我们这种电影和小公司合作，不像一个大的商业片，它有很多营销的团队、策略，然后花钱买灯箱，形成这么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么一个硬广的商业营销效果，我们也不可能。所以，我现在就是向媒体，我特别感谢这回的媒体，这回媒体所有的媒体都上来帮忙，都上来帮忙做一些介绍，然后我也只能通过这个办法甚至通过一些微博，我觉得现在第一个环节，就是要让影院的经理，现在我们经常就被影院的经理所……
何东：绑架。
王小帅：排片嘛，他排片嘛。
何东：黑社会。
王小帅：他怎么排片？他认为这个火这个会有观众，但是没办法他也是一个经营单位，他看着这块荧幕空着没人进来，他着急他得换成钱，那我们现在呢就尽量让它做热一点，然后给他们增加一些信心，观众如果能够知道这个片子多走进去经理也高兴，毕竟这个饭馆开着有人上来吃饭他高兴，这样的话可能形成互相之间的信心，才能好一点。这个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种，那么影院的经理排片非常重要啊，过去我们排片影院觉得哎呀这种片子它就自我先入为主，这种片子没有商业性呐。包括我给他们有些媒体看完，本来这个媒体要想做一些比较大一期的，他看完之后直接跳起来不做了，这个票房不好，没有商业性，他自己都没说，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很多人他是处在一个需要互相的，需要互相的引导，互相的推，然后影院经理其实多排一场，它就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去看电影，看一个泰坦尼克的大船，说哎呦，晚了几分钟开始了怎么办，看下一个，半小时就一场，买了票喝杯咖啡就进场了，所以他无所谓，他就心理上他放松，随去随看。可是假如说这种电影排得少，呯，一下两点钟没有啊。
何东：排到早上八点。
王小帅：早上八点那场，我没起来呢，那再想看看什么时候看，晚上11点半，得11点半我约事儿了，算了，今儿就过去了，只要错过这一天，第二天人家有第二天的安排，第三天就错过了。本来他好不容易拿着一天过来想看一场，时间一错，没排场他就看不着了，看不着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就好多这样的所谓的片子，包括《钢的琴》刚才说的《钢的琴》包括《日照重庆》包括什么，都遇到这个问题，我们都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是苦了很多观众。因为好多观众跟我说，发信啊什么说我看了，九点那班我去看，我八点多起，我7点半就起，我挺感谢的，非常感谢，因为这场电影只有这9点半这场，他这么早就起来，这种观众我觉得非常感谢他。所以给他们多一些场次，让这些观众也别太辛苦，让这些影迷也能够像看别的大片一样去放松的看这种片子，我觉得这种一定还会深入人心的这种片子。
《日照重庆》电影正式海报有人质疑我闭门造车 我但求不随波逐流
何东：我不知道王小帅下边你的宣传策略会怎么样。
王小帅：我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单线，我已经提前两个月，我觉得我现在总结了我《日照重庆》、《青红》和《左右》，上几个片子我会总结出一些经验，就是《青红》和《日照重庆》和《左右》呢，都是因为去了戛纳和柏林，有一个曝光的点，有一个热点，然后有了热点之后，回来马上就上片，因为想借这个热点，想借这个跳板往上跳。因为《左右》、《青红》，我们都是属于后续的宣传这个预算是没有的，人家是几百万、一千万、两千万的宣传费，我们没有这个。所以他们的这些合作方都想借这个热点一跳赶快上，所以准备不够充分。虽然是个热点，但是真正要传递到老百姓去预热，包括电影院，还是要一段时间，我现在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了，我已经在慢慢的花时间一点一点我接受可能从小的媒体，从一点一滴慢慢热、慢慢热，这样的话这几个月它大家有一个准备的时间，大家媒体这个呀慢慢的开始想起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还在吗，一问过来还在，什么时候上，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就是我们这种电影需要给人家一个时间段。国外像这种艺术电影不像商业片，商业片一上来，打一星期打两星期，成就成败就败，这种类型的片子呢它是个长线，一放放半年，一放放几个月，它看长线出效果，人们开始慢慢知道。
何东：还有口碑。
王小帅：对，口碑慢慢的传需要预热，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具备的，如果没有这些像商业片一上来靠一两天，那就是整个营销需要我估计可能你拍电影你花一千万，真的营销你至少得两到三千万才能做到这个效果，我们就走另外间、剑走偏锋，现在我觉得效果不错，效果不错，所以我觉得时间是很重要的，对这样的电影。因为我发现坏东西嚷嚷的满街都是吧，好东西反而倒好像特含蓄似的。这真是一个坏现象，这个现象我也觉得是太奇怪了。
何东：太奇怪了。
王小帅：真的太奇怪了。
何东：因为我看过法国人写的叫《自由交流》，三个科学家跟奔驰打架五年，人家问他们三人干嘛，没什么，就是告诉它们还有三人跟它们打架，什么梅德赛思你知道嘛，他说这是叫品格。因为一件三个人认为是对的事儿，跟奔驰花钱什么的都没用，我就在那儿跟你打。
王小帅：它有这个现象，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特有意思，因为这两天我跟微博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没事我就跟他贫得慌，我就跟他聊起来了，一聊的话呢最后他就没声了。他说你们老是在艺术的什么这个束之高阁或者是闭门造车，你没有说老百姓的话，没有打到老百姓的心老是，现在就是一个普遍的说法，那么首先当然老百姓的心怎么打动，是什么样的老百姓的心打动，是吧，怎么去弄这个不说了。比如像毕加索梵高这种人，如果说不告诉你他们的东西有他们的美感的话，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接受，怎么知道他们的，肯定早就被扔到垃圾堆里去了是吧，那么只有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慢慢慢慢的美誉教育之后，大家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它也是我们人类美的组成部分，你知道的。他说那不一样，那个是毕加索他们有存在的价值，那我说既然你认为他们有存在的价值，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不可以呢，我们这一块就一个人家是放博物馆了让老百姓知道了，我们这儿就好像就要扔垃圾筒，那么好像你就非得完成那个。
我就突然想起一点，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在丽江的大街上，不说丽江啊任何一个旅游点的大街上，都卖那个各种镯子各种玉翡翠，一万块的，最后现在98块8你拿走，都拿石头做的假的，满街都是。因为后来我在那儿走的时候我说，你看这个现象满街都是卖那个假首饰的，大家都还买呢，98块能便宜两毛钱，便宜5毛钱，90块钱买了个玉镯子是假的，你要是在当街上说我这家真的，谁信你啊，就我是真的，那满大街就在98块8那个玉镯子和宝石面前，你说你是真的谁信你，你不笑话吗卖得动吗？一不是商家把你砸死，另外老百姓都不看你一眼，这么贵啊，这个不是差不多嘛，，这个卖九十块你这儿卖九千块干嘛呢，你就活不下去，你知道吧。再说地沟油，你说我保证我们家不是地沟油老百姓信吗，到地沟油跑过去，你不是地沟油，你吹呢，你怎么证明你真的没有用地沟油啊？所以像这个现象就跟这个一样，就变成一个大的趋势，谁忽悠说红宝书大趋势过来，你想独善其身不可能，只有随波逐流你这才混得好一点混着混着，随波逐流，独善其身必死。独善其身不光是你独善其身这个同行说你傻，卖珠宝也说你傻，老百姓也说你傻，不可能你凭什么都是这样的，我看的珠宝都是99块8都满街，你这个东西假的，你是假的了，就整个人类这个思维，被绑架的思维集体无意识就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那么电影，电影当然有它的特殊性，它有它的大众娱乐性、工业性，这个我承认，但是它那个有的时候像围棋一样别落下这个空，在那边厮杀的时候，这边点一点将来这管用，是吧，将来回头看没东西的时候这个管用，这个棋子管用。我就扮演那个，先点这儿吧，将来如果能够连上来，看一看我们这些人做的片子，还能留下一点点东西，留下一个三线，还留下一个文革，哎呦他拍过就行了，这个我觉得就挺满足了，要求不高。
谈中国电影“零入围”：别谈钱，没用
何东：据说你对这四大电影节它的性质了解比较多，它为什么突然间对咱们这个片子，兴趣就骤然的降低了？
王小帅：说起这个呢，首先奥斯卡是跟其他三大电影节是不一样的，奥斯卡是美国本土的这已经很多年，大家都知道，奥斯卡是美国本土的一个颁奖仪式，颁奖仪式它不是电影节，它中间不放电影也没有活动，就一个颁奖仪式，这个颁奖仪式在平时呢就是把一年美国电影总结总结，它是美国电影的一个奖。然后为了考虑到大家，其他国家它影响也大，它就设了一个最佳外语片，那么奥斯卡本奖呢它只有是英语国家的出品或美国出品公司说英语影片，说外语的只能设个最佳外语片那么提名五部，现在好像提名增加了，我不知道。比如说五部最佳外语片的话呢，就带领外国人玩一玩，因为奥斯卡影响太大了嘛，那么这五部片子呢这些提名影片要送过来，被他们来挑选、参选、被选这些片子呢，都是本就是一个国家选一部，是由国家推荐的那么我们如果要选一部，就得是由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他们推荐说我们今年这部电影最牛逼，盖个章推荐过去是它们来决定的，所以呢有些电影像我们电影为什么跟奥斯卡没有缘分呢，不可能去嘛，因为它不是自由选择，它是由推荐的。
何东：组织对组织。
王小帅：组织怎么可能推荐我们这样的片子呢，这个奥斯卡就另说，对我们来说奥斯卡不怎么样我觉得，它是一个新闻效应，它这个学术性不是很高，真正的学术性高的还是戛纳、威尼斯和柏林这三大。这三大都有六十多年的传统了，你去查一下戛纳电影节的主席，前面我不知道叫（英文）这个人做了好几十年，四十年的主席。他在几十年前上任的时候，几十年前就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我来做戛纳电影节是什么规则，就是属于那个发掘天才非商业性，你商业电影我不要就是一定是非商业性，属于艺术院线最大的皇宫、宫殿，就是非商业性、探索性，就是电影语言的探索性，一定不要就是那个传统一切都按部就班，越经典越传统越不要，就是这几个。然后始终让电影保持在一个艺术和文化的这样一个氛围里往前走，绝对不要落俗套。
然后戛纳电影节当时那个时候就定义，只允许这个导演和演员作为艺术家踏上这个红地毯，其他的这个制片人、投资人、商人靠边站，因为在投资啊、制作的时候，肯定制作人和导演之间会有很大的矛盾和折磨，这个片子终于拿出来被戛纳电影节认可和入围之后，那一定是艺术家的导演的才分占了很大的，在这个时候就给艺术家和导演至高的一个荣誉其他人可以靠边了， 在这块别给我谈钱，钱没用。所以多大资本美国电影大片入不了，一个小片，可能很小一个片子智慧很高、很聪明、结构很先锋没准就进去了，它就这么一个思想概念来办这个电影节，几十年不变。
那你必须是非常的有个性，必须跟别人有不一样的镜头语言，就像文字一样，不一样的文字，让人看了呀没见过，你别整天到晚排比句，见了夕阳西下，那个满山葱郁，就是一个泪流满面，你别来这个，那么它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基础上三大电影节基本上都是，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延续。而报名它也是敞开的，它不像奥斯卡是必须国家推荐，你再好国家不推荐你没用，人家美国人不看，那么这个呢全部对全球是公开的，任何一个人你可以按照官网上的地址把片子寄过去，但是每年都几千部，那么他们能不能看到，怎么看到你的这个什么样的成就被别人传播，再去被别人看，几千部里面被别人看到这是第一部。看到之后那些综评的人把你挑出来，决定给你放在主竞赛，还是放在一种注目这又是一部，那等于说几千部里要挑出四十多部吧，因为主竞赛一般是二十几部，一种注目是二十几部，等于说全球将会有这四十几部作为它的这个官方的入围片，所以每年就打得头破血流。像每年这个，那么你看每年入围的都是非商业性，它必须要非商业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我们现在慢慢就随着我们这个。
没有入围的时候，中国电影零，尴尬什么零，是你平时就不鼓励你平时就不保护人家，你这个时候想上那块，牌坊这时候想要了，这不可能啊。何东：多样性的少。
王小帅：我们中国电影的市场化在蓬勃发展的时候，相反那方面越来越不行，为什么。
何东：乏味。
王小帅：我就说嘛大家一个大趋势嘛，红宝书一举大家挣钱，为什么不挣钱呢？现在市场好了，就因为往这个，这个时候脑子里想那个事儿就少了，过去没有这么好的市场吧，他有时候还想想这个电影这个玩意怎么弄法，弄出几部，现在都是往那面偏了，当然想这个事儿的电影导演就少了，都没了，那因此就一届一届的就想进那个。
何东：越来越多。
王小帅：你看现在年轻导演都在玩商业，玩好了，这边让你玩好了挣钱了，你到那块说哎呦我这个票房这么好，怎么那边不理我啊，他不明白那不能理你，那根本就违反了它可能挑片的一个原则。
何东：宗旨。
王小帅：所以它不是说票房和那个什么是挂钩的，大家说票房和艺术不是等同的，在人家那儿就看出来了，你票房说多少个亿，过去听都不听它要的是它那个，这个理念只要理清楚。同时如果我们国家在发展整个基础工业的时候，别忘了去关照关照、鼓励鼓励，用什么方法去鼓励，纯粹市场当然是造就不成这种电影，这种电影在纯市场上鸡蛋碰石头一定是死，那么一定是要有办法去鼓励让这种片子别少，叫婊子、牌坊都要要。
票房好了这边到每年到了九月份和二月份，三大电影节的时候，没有入围的时候，中国电影零，尴尬什么零，是你平时就不鼓励你平时就不保护人家，你这个时候想上那块，牌坊这时候想要了，这不可能啊。你队伍都没有啊，部队上去得杀敌，你前面先得练兵啊，你不能说敌人来了现抓几个人上去，怎么可能打胜仗啊。所以这方面都是。法国呢这个国家是对电影艺术是最重视的，因为电影嘛是法国人发明的，法国就把它当成他们国粹。
谈电影制度：法国靠立法 中国重视才有救
何东：世界上最喜欢精神冒险的思想家都在法国。
王小帅：最喜欢？
何东：精神冒险的。
王小帅：是是是。
何东：福柯啊，那真是看书啊。
王小帅：对，法国那些哲学家还是什么家都是。
何东：你什么都多啊。
王小帅：法国是一个有意识的抑制物质对人的控制，而提升这个思想家、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它是有意识的这么做，商人可以挣钱，你挣没关系，但是对不起搞那个艺术的得到更高的那个，你就平衡了嘛，对吧，好多在巴黎的导演、演员都坐地铁啊，他根本不会对物质有那么强烈的控制欲。所以它对这个电影是非常重视，它始终觉得你美国人来没办法，商业贸易平衡没办法的，挡不住，你们自由进，这是自由贸易国家，但是呢，好，那我就下大力气我辅佐电影，政府有好多法律啊，立法来辅佐电影，保证电影艺术别在我们法国丢掉，莱坞是商业，商业来OK，认！但是法国认这个东西不能丢。
所以法国它看了不行，不见得法国能真行，那法国高峰新浪潮，过去了也在没落呀法国电影，那么它周边找啊伊朗啊、泰国呀、菲律宾、韩国。
《泰坦尼克号》电影正式海报何东：韩国。
王小帅：中国得去扶持让这些东西起来，不要被法国人一统天下，它是这么弄，它有好多立法。它这个一个电视台一年广告收益很大嘛，收益很大以后比如说你的利润是一百个亿欧元，对不起，你必须要拿出10%百分之多少，我具体不知道，但是应该是10%到15%，这个钱不能归到你的盈利里面去，要拿出来必须经过他们的国家什么中心，电影中心你去投这个叫非商业电影，你这个钱还不能跟那个商业片，你跟《泰坦尼克号》还不行不允许，你想利滚利，不行，你就必须投那个不挣钱的，你别想拿这个挣钱，你就必须投。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公司很多片子拍成商业片，引进美国电影大片，你引进可以都引进，大家都引进，大片引进。挣了钱了，好，比如说你挣了一千万欧元，对不起15%必须拿出来，这个钱拿不走，你最多一千万里面，你最多挣850万剩下150万拿过来放到这儿，你必须你这个公司投一部所谓的艺术电影，所以如此。国家的基金拿过来，用基金再去拿一部分来投这种艺术电影，而这个艺术电影呢，又不光是法国本土它面向全世界，它美国你不管，不给美国、不给德国，不给加拿大，先进国家它不给，给那个往下走，你看它是法律规定的。造成现在这个局面，我知道我这个钱我挣，我是挣，挣了以后15%我是拿不走的，我就开始找项目，鼓励这种项目年轻的，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比如说艺术影院，这个法国做得最完善。
艺术影院怎么弄呢，我想这个里面都有铁证，它那个一个影院，会在墙上挂一个小牌子就写着艺术影院，你挂这个牌子以后你就开。比如说我就准备开这样的艺术影院，好允许你看开了以后呢法国政府给你贴钱，每年你的经营啊你的什么，我给你贴多少钱让你来做这个事。但是你只能做这个艺术影院，你进的片子，只能进那个非营利性的片子，不是非营利性，没准很多艺术电影是赚钱的，我现在说的艺术电影不是不挣钱，艺术电影很多是赚很大钱的，是很大钱，是很商业的，只不过是艺术的概念放到那儿，那么好，让你来做这个。你比如说你隔壁就是这边放着这个《泰坦尼克号》了，放《阿凡达》了观众乌泱乌泱往里进你别眼热，你不能说呦赶紧的我们也来一块，我们也做，不允许，你挂着艺术的牌子你拿着政府的津贴，你给我老老实实做那个。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艺术影院的里面去找经营的办法，他们也是成功失败呀也冒险呀，它去世界各地进片子。也通过很多发行商、推销商去找啊，他们也判断哎呦这个片子有可能法国观众喜欢，这个片子有可能法国观众喜欢。
《一次离别》美国版海报有的是失败了有的就成了，像今年伊朗那个电影叫伊朗电影叫一次别离《一次别离》在法国就放爆了，这就说明这个进口商就赌着了，拿过来一下一放爆了赚翻了，它拿的钱很少啊。一个所谓的艺术片和商业片它有一个规律，就是说投入产出，为什么好多欧洲人不能做商业片呢，它没有这么大资本，跟美国打架打不了。动不动就是几百万欧元，什么上千万欧元，打大的它打不了，没几个有钱的，那么当然它得干事，那么它就干那个国家给我点补助我干小的，《一次别离》从伊朗买到法国的这个发行权很可能就它拿了柏林金熊，金熊奖，但是我估计那个导演是新的，我估计也就是七八万欧，十万欧元就能把全法的发行权拿到，你大有大的玩法，我小我就拿十万、五万甚至于好多更偏远的地方一、两万两、三万，就拿到全法的发行权他来做。比如说十万块钱拿《一次别离》在巴黎一放放爆了，他的成本才十万，他就赚翻了，所以艺术电影不是不挣钱它是一个性价比。
而伊朗整个那个片子投了三十万美元，三十万美元就做出一个全世界现在火爆，现在北京电影节还做它开幕式火爆的电影，你想它赚多少，三十万光法国一家十万弄走了，全世界再一弄，奥斯卡得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三十万它赚翻了。所以艺术影片它在投入产出比弄好了，做好了，大赚钱，他就不用那么爆都能赚，所以对艺术电影大家不要去误解说艺术电影就是不挣钱，它是在中国现在目前的环境我承认，我们从文革过后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积极的打物质基础，大家是先把吃饱了穿暖了，先把房子住安定了。
何东：温饱成上帝了。
王小帅：先把我们这个医疗保险教育先弄踏实了再说这个事儿，我承认这是一个过程，不能拔苗助长，人家现在还穿不暖，还医疗还看病，小孩上学还没着落呢，就给你搞艺术，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来这个趋势和过程，国家如果稍微重视一点有关部门再重视一点，这个市场很大，法国才多少人口我们多少人口基数啊。
何东：给你有一个问卷就是说在自己最满意自己的作品里面，你填的是空白，你这个空白你想告诉我是什么，你对自己作品最满意你留了一个空。
王小帅：我想告诉你的，或者想告诉我自己的就是确实没有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还不到自己最满意，我的整个的创作过程，如果说最干净的应该是第一步《冬春的日子》那个时候就像处女一样，就像一个处子一样去做一个电影，真的是干净、纯净极了。
何东：青涩。
王小帅：青涩、纯净，但是它有多少问题，多少毛病，我现在看都不好意思，连声音都是后配的，徐帆给我配的这个女主角，声音是技术处理，所以说它不能说是特别满意，但是要纯净度。那其实人往上走，总是在一个社会慢慢慢慢的会打搅自己的很多判断、思绪、思维呀考虑，所以我最渴望的，有没有可能人在重新排空回到一种纯净度上去，最纯净的像类似拍第一部电影一样，可能对电影还茫然不知的情况下，去做一个作品，然后真正做到啊就是。
何东：天时地利人和。
王小帅：天时地利人和，还有自己内心的纯洁度，然后外围的那种积攒的这种可能性，技术上也确实给到了一种，就是我们当时同期录音都不行，那一切都做到，也可能吧。我渴望有可能这个作品可能真是没话说。
何东：还有天意的降临。
王小帅：啊，对，所以我就说不可能，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何东：谢谢小帅。
何东访后访：他的视角和所谓主流不一样
我在这儿一边听他访谈，他这个飘移的过程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我的一生也是在东北然后没有户口，内蒙、河北我都待过，我是只不过是幸运的回来了。我现在也很难认同我自己是一个北京人。另外我做非常道感觉越来越舒服你知道嘛，我越来越远离对人的评价，而对这个人做的事我现在越来越感兴趣。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了半天，就是这个人怎么样，以人论事。
我觉得他说这个意思不是你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因为老处在一种边缘状态，他肯定做的是边缘的事情，就是他的视角他的内心就是跟所谓的主流，所谓大多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刚才特别谈到《独立宣言》的这句话，我们翻译是有问题的，Everyone告诉是所有人，不是的，是所有的每一个，你从英语你去看这个单词，Everyone就是说所有的每一个人还是独立的，就是这个东西很容易被忽略。他今天将讲他怎么认同自己，人首先得认同自己，连自己都没认同，那你只好被迫客观。
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