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2日至13日，法国新浪潮“老大哥”埃里克·侯麦电影展在上海影城开幕，侯麦的御用剪辑师雪美莲(Mary Stephen)来到上海影城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影展，并在电影放映后为上海的观众开设讲座，讲述了剪辑在电影中的艺术魅力以及她理解的侯麦电影。
在电影放映前，雪美莲接受了上海媒体的访问。言谈间，雪美莲依旧毫不掩饰对侯麦的尊崇之情。在采访中，她一直在强调，侯麦的电影一直都是年轻人喜欢的电影，侯麦也经常被误认为是当代的年轻导演，因为不管什么年代，都会有年轻人看了他的电影之后，大声地说，“啊，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当被记者问及，如果侯麦健在，你觉得他还会拍什么？雪美莲回答说：“他一定会拍短片，当然，还是会拍小男生小女生的爱恋！”雪美莲说完，也如少女般笑了起来。
《飞行员的妻子》截图，雪美莲（右）在片中客串了在公园中游玩的香港游客剪辑应是享受的过程
1980年代，侯麦已经凭借《慕德家的一夜》(1969)、“道德故事”系列(1962-1972)等影片成为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中的中流砥柱，那时候雪美莲基本没有看到过侯麦的电影，机缘巧合受邀充当了侯麦剪辑助理的工作，合作了两部电影之后，雪美莲一别侯麦就是七年。七年后，侯麦之前的剪辑师退休，雪美莲最终成为侯麦的正式剪辑师。之后侯麦的几乎所有作品都由雪美莲操刀，其中就有著名的《绿光》(1986，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四季故事”系列。
埃里克·侯麦 虽然侯麦已经是大师，但是雪美莲透露，侯麦却是个非常低调、羞涩的人，在大学讲课时只盯着课桌，导致很多法国学生中途离场。作为侯麦的学生，雪美莲却是极其认真的一个，她很奇怪为什么已经那么有名的电影大师在课堂上，法国学生会那么不尊重他，而她很珍惜这个机会。
作为侯麦的剪辑师，雪美莲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们后期通常会花多长时间？雪美莲每次都会真诚地回答：“我们还是很快的，七个星期左右。”所有的提问者都很诧异，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后期剪辑时间。“为什么会这么慢？他们都会问我，我会说：慢吗？我们不觉得哎，因为我的老师侯麦一直告诉我，剪辑应该是个享受的过程，所以要慢慢看，直到找到你满意的剪辑点和正确的表达方式。”
侯麦的电影朴实无华、平淡到看上去就是唠唠叨叨的家长里短。而恰恰是这种看似表象的“无为”，让很多人认为侯麦是新浪潮中唯一能对东方哲学心领神会的电影艺术家，也有人认为侯麦更像是在法国的日本导演。对于这一观点，雪美莲也表示赞同，她告诉记者，“侯麦非常喜欢与东方有关的东西，像《冬天的故事》，女生不停地找她以前爱的人，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最后5分钟，她在公车上碰见了，这在西方的电影里是很少见的，这样的表达方式其实是很东方的。”
和侯麦喝茶喝成了搭档
讲到最初与侯麦的相熟，雪美莲半开玩笑说，就是因为喝茶。“侯麦平时很喜欢喝茶，但他不喜欢绿茶，只喜欢喝红茶。”雪美莲说，“我记得他后来年纪大了，开始想要面向大众袒露心声时，第一个为他拍照的摄影师就是个中国人。”侯麦为什么会有东方情愫？雪美莲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猜想，东方人心思细腻，什么事都会三思而后行，不会急着去做，这点他是非常欣赏的。”
除了生活习惯，在新浪潮“五虎将”中最被人称赞的老大哥侯麦，他的谦卑和温良恭让，也让雪美莲印象深刻。“侯麦是非常谦和、尊重他人意见的导演。在后期剪辑的时候，他经常会问年轻人的意见，他不会先发表他的意见，虽然我们知道，他心里是有数的，他会默不作声地先让你看一遍素材，然后听你的反应。不像现在很多导演，会很独断。独断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侯麦就是这样的导演，他很喜欢年轻人，他也喜欢新东西，比如新科技，像他刚接触到数码设备时的那种表情，活脱像足了孩子，兴奋又快乐，因为这令我们的工作变得很方便。所以在那之后的一部电影，你会看到，在镜头之间他也使用了叠画。”
雪美莲（左三） 在阿姆斯特丹，雪美莲结识了很多中国导演，进而促成她近些年来与国内很多优秀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的频繁合作，像范立欣、杜海滨等人。雪美莲对中国纪录片导演评价很高，她认为中国纪录片导演的作品非常棒，除了缺钱，导演们的电影意识非常强。
在请她给中国导演一些建议时，她笑了笑说，“在西方，剪辑的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地位很高。而现在中国的独立导演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包括制片人，因为从剪辑的角度，让剪辑师来操作，会比导演自己来剪更加客观，导演会从中发现不一样的质感。”
雪美莲最后说，侯麦也非常喜欢纪录片，“你不难在他的一些影片中，看到他拍的一小段纪录片，放到片子里，也非常有意思。总之，我跟侯麦学了太多，新浪潮的实验性至今还在影响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