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妨碍他国人民感情
1951年6月6日，第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在Titania Palast电影院揭幕，开幕电影是希区柯克的《蝴蝶梦》。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已经解除了两年，柏林电影节基本上是美国人办的，目的是向冷战中的东方展现“自由的世界”。
作为针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艰巨文化战争”的大使，好莱坞明星大腕尽义务不在话下，加利·库柏和詹姆斯·斯图尔特是电影节常客；加里·格兰特、亨利·方达、丽塔·海华斯、沃尔特·迪斯尼都为围城柏林添过光。
索菲亚·罗兰，这位当年“乳沟露的太深”的女人，在1994年获得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熊奖 各种派对自然不可或缺。最著名的派对主人是电影制片人阿尔图·布劳纳，大屠杀幸存者。今年91岁的布劳纳向媒体讲了一个段子：一个地中海来的高个子姑娘，乳沟露得太厉害，他还以为她是做皮肉生意的。她挽着一位德国制片人的手来到布劳纳的派对，他见状立刻把这位朋友拉到一边，责骂他找女伴怎么这么不讲究，后来布劳纳知道了这个不得体的女伴，名叫索菲亚·罗兰。
1932年威尼斯电影节成立，是墨索里尼需要它充当法西斯政权的宣传工具；而1930年代末戛纳电影节的筹划，则是民主政权对威尼斯的回应。如今三大电影节中最政治的柏林，当初成立的政治动机，其实反不如另外两家直接。早期的柏林电影节恐怕比戛纳更“艺术”——法国新浪潮正式亮相在柏林而不是戛纳，夏布罗尔、戈达尔最初获得成功都是在柏林。
但柏林的历史命运很自然地把它拽到政治话题面前。1956年，法国导演阿仑·雷乃反映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纪录片《夜与雾》入选戛纳电影节，西德驻巴黎大使提出了书面抗议，因为国际电影节条例第五条规定，放映影片不得伤害他国人民感情或妨碍他国间和平，戛纳被迫取消了影片放映。但影片脚本作者让·凯霍自己就是集中营幸存者，他认为电影必须放映，而且应该让德国人看到。他给德国作家和人文学者海因里希·伯尔写信谴责了禁映行为，伯尔随后促使柏林政府将《夜与雾》选入了柏林电影节。1956年7月1日，《夜与雾》在柏林首映。
今年担任最佳处女作评委的德国导演米歇尔·韦尔霍文，是柏林电影节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1970年他的电影《O.K.》入围竞赛，黑白电影冷酷地描述四个士兵将一个女孩先奸后杀，虽然故事场景设置在东欧，但很显然是由1966年一部越战纪录片改编，当事人是美国大兵（1989年布莱恩·德·帕尔马的《越战创伤》也写了这件事）。
评委会主席，美国导演乔治·斯蒂文斯怒了。斯蒂文斯二战时曾在美国陆军通信兵部队服役，拍摄过诺曼底登陆和解放达豪集中营，现在德国人竟敢指摘我们的战争罪行？他要求《O.K.》撤出竞赛单元，否则就辞职。评委南斯拉夫导演杜尚·马卡维耶夫觉得自己应该为敢于自由批判的德国年轻导演辩护：“我对斯蒂文斯解释说，如果说我们学会了相信自由，那正是美国人教给我们的。”但斯蒂文斯听不进去，还指控马卡维耶夫是昂纳克（不久之后的东德领导人）手下的间谍。
《阿尔法城》剧照，戈达尔曾凭借该片斩获第15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电影节要求所有评委签一纸保证书，承诺不对外透露评委争吵的内容。马卡维耶夫留了个心眼，在签字前把这事告诉了两个朋友：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奇和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他们迅速撤出了自己的竞赛电影，声援韦尔霍文。马卡维耶夫随后也辞了评委职务。
据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亲自介入了此事，要求评委会妥善解决。但没人能解决。评委会在没有决出任何奖项的情况下全体辞职，电影节提前终止。1970年的柏林电影节成为惟一没有发奖的一届。
大岛渚学生们唱着《国际歌》上街游行，声讨电影节对另类和前卫影片做不到宽容，跟不上当代电影潮流。这场风波直接导致了“国际青年电影论坛”在第二年诞生，由乌里希·格里戈尔担任主席。“我要找棘手的、不寻常的事情来做。”格里戈尔说。他和妻子埃里卡共同经营论坛单元，在全世界发掘新锐的电影和作者。1976年他们在论坛单元放映了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感官世界》，结果政府没收了影片拷贝，并指控他们“传播淫秽”。这部影片今年在电影节回顾单元展出，它早已成为日本电影经典。
不就是一部电影吗？
当年的柏林电影节从韦尔霍文这件事里受到了教训和启发。
1979年，美国自己的越战题材电影，迈克尔·西米诺的《猎鹿人》来到了柏林。影片反映三个美国青年在越战中受到的创伤，但创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被越军俘虏后受到了残酷折磨。
这次是苏联代表团退出了电影节，抗议《猎鹿人》恶意贬低了越南人民。随后，古巴、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和捷克也都撤出，还包括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位评委。
《猎鹿人》海报 制片方美国联艺电影公司总裁迈克尔·威廉琼斯在暴雪中降落柏林机场，从他的德国总代那里听说了事情原委。当唐纳把几种仍然可能的解决方案摆在他面前，他爆发了：“说什么我们也不会从柏林撤片！见鬼，不就是他妈的一部电影吗？让他们去死吧！要是我们离开柏林，就是你们赶走的！”
柏林政府毫不动摇地支持电影节主席沃尔夫·唐纳，虽然受到影响，但电影节还是坚持进行了下去。
唐纳后一任电影节主席莫里茨·德·哈登后来分析过当时的局势：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进了越南境内，河内急盼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给以援手，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需要找一种方式既表达团结一致，又不需要动用武力。哈登说，好在影片并不参加评奖，不然压力会很难承担。
这件事对唐纳伤害很大，因为他一直在努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争取优秀电影。这是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届电影节。
莫里茨·德·哈登接手电影节，也接手了《猎鹿人》之乱的后遗症。经过这样的政治纷争，美国主流片厂再送电影和明星到柏林，变得格外小心谨慎。业内人士开始批评柏林电影节缺乏活力，不吸引人。但“活力”很快就来了。
1986年，德国导演莱因哈特·霍夫曼的电影《施坦海姆》参加了柏林竞赛。这部纪实剧情片讲的是对西德“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恐怖分子的审判。在德国乃至欧洲，一半人认为“68学运领袖”、后来的“赤军派”创始人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残忍的凶手，另一半把他们看作自由战士，后者在狱中自缢，但“赤军派”认为是德国警察谋杀的。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海 评委一如观众，意见正好对半开，五票支持五票反对。最后起先弃权的英国导演林赛·安德森在最后时刻改投赞成票，《施坦海姆》获得了金熊奖。但在宣布评奖结果的发布会上，评委会主席吉娜·罗洛碧姬达违反规定，公开抨击《施坦海姆》，并以辞职相威胁，拒绝颁奖给这部“陈腐、无聊，缺乏想象力的电影”。最后是保安把她架离现场。
就像格里戈尔放映《感官世界》，柏林总是超前的。2008年，同一题材的德国新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金熊，也是件前卫的事，那是西方电影节第一次把大奖颁给中国电影。德·哈登在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介绍下，1980年就到过北京，但当时他还只能看到“京剧式”的中国电影。《红高粱》的获奖，改变了张艺谋的命运，也令“第五代”导演走向世界。其他主流电影节也才开始关注中国影片。
柏林墙倒，冷战结束，柏林电影节的政治焦点追随时局，关注海湾战争、人权、全球化、反恐怖……社会、政治与文化都变得多元，人的表达方式也更世故，以往那样的交锋不容易出现了。格里戈尔仍然怀念“青年论坛”成立的时代，“也许那样的日子还会回来……那时讨论的观点，那种激情、活力、智慧，以及对一切旧有事物的尖锐批判，都是今天仍然能让我们受益的篇章，是我们应该时时对比的典范。”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
作者：李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