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韩国知名导演掀起了进军好莱坞的热潮，金知云、朴赞郁、奉俊昊等都赴美拍片。其中，金知云与“州长”施瓦辛格合作的新片《背水一战》率先上映，评价有些两极分化。
金知云是 2013 年最受瞩目的 3 个韩国导演之一，他与同时代的导演朴赞郁和奉俊昊不约而同地在今年推出了进军好莱坞的首部作品。除了奉俊昊的《雪国列车》属于韩国 CJ 投资、多国联合制作之外，金知云和朴赞郁都是片方聘请的导演，发挥余地不大，尤其是金知云的《背水一战》（The Last Stand），基本上是典型的好莱坞动作片套路。不过，他把这次尝试看作熟悉美国电影制作体系的第一步，下一次，他自信可以加入更多自己的风格。金知云的《背水一战》基本上是典型的好莱坞动作片套路，他把这次尝试看作熟悉美国电影制作体系的第一步。
导演 金知云
《背水一战》同时是“州长施瓦辛格”卸任后的电影首秀，他饰演一个在边陲小镇履职的警官，带领一帮“乌合之众”与越狱的跨国大毒枭展开激战。阿诺德·施瓦辛格身手不比当年，角色性格却比以往更丰富。电影原本锁定利亚姆·尼森（Liam Neeson）饰演男主角，导演本人起初也并不那么看好施瓦辛格，结果拍完戏，两人已成了百忙之中也要抽时间相聚的铁哥们儿。接受我们采访前两天，施瓦辛格刚巧在韩国，金知云还和他见了面：“即使拍摄已经结束了，只要他来韩国或者我去美国，我们都会见面。”
采访当天，金知云走进约定的采访地、首尔江南区一家名为 Lusso Lab 的咖啡馆时，墨镜还没摘，头戴格纹小礼帽，身着款式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完全是巨星范儿。一听要拍照，也不用指挥，径直走到后院，拉过一把椅子摆好了造型——和我事先设想的一模一样。
在帮助金知云适应美国电影体系、成为电影制作团队的中心方面，施瓦辛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金知云是 Lusso Lab 的常客，服务员熟知他的喜好，很快端上了招牌手工滴滤咖啡。这家咖啡馆平时不许拍照，也从未安排过采访，这次却破例为他专门辟出了带后院的一大间房间。金知云虽然看起来很酷，回答问题却极为认真仔细，据韩国文化院负责约访的工作人员说，他因为较少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前几天既期待又忐忑，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金知云处女作《死不张扬离奇失魂事件》电影海报早在 90 年代末，金知云就凭借导演处女作《死不张扬离奇失魂事件》和之后的《茅趸王》在韩国国内打响了名声，此后，《蔷花，红莲》、《甜蜜的人生》、《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看见恶魔》等代表作又为他赢得了韩国及亚洲多个电影节的奖项和提名。纵观金知云十几年的导演生涯，似乎很难总结他的电影风格，励志片、恐怖片、罪案片、韩式“西部片”……每拍一部新片，他就尝试一种新的电影类型。有人赞他从未重复自我，有人却认为，这表明他的电影语言始终没有成熟。后一种说法并不是毫无道理，接受采访时，金知云更擅长具体地谈论每一部电影和电影中的细节，而不是笼统地表述某种理念。和好友朴赞郁、奉俊昊相比，他的适应性也更强，面对任何一种类型片，他都能很好地把握其特点和套路，拍出至少合格的作品，就连情节狗血的广告片《爱的剪刀石头布》，他也完成得毫不马虎。
金知云并不否认自己仍在摸索之中，尤其是面对进军好莱坞的机会，韩国导演很难避免背上“振兴韩国电影”的包袱，所以他尽量按照好莱坞的要求，将《背水一战》打造成符合标准的流水线产品，以保证还有机会继续。这是他电影版图上的新地标，对他来说，绘制新地图的喜悦要远远超过走错路的沮丧。
B= 《外滩画报》K= 金知云（Kim Jee Woon）
展现施瓦辛格人性化的一面
B：《背水一战》主角的人选原先是利亚姆·尼森，为什么后来变成施瓦辛格了？
K：利亚姆·尼森的确很有经验。但是当时他有另一个片约，和我的拍摄日程有冲突。我们也很苦恼，是要继续这部电影呢，还是准备其他电影。正苦恼的时候，突然施瓦辛格说看到了这个剧本，很想一起合作。所以我们也很犹豫，是要等利亚姆·尼森呢，还是尽快让施瓦辛格加盟。施瓦辛格很强烈地表示想出演，他说之前看到我导演的《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看见恶魔》、《甜蜜的人生》，特别是《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他非常喜欢。因为施瓦辛格非常希望能够加盟，意愿很强烈，所以在作最终决定之前，我觉得应该先和他见一面，因此就去美国和他见了一面。
那天和施瓦辛格第一次见面，我打算向他说明我对拍摄《背水一战》的设想和理念，如果他赞同的话，那 OK，一起合作吧，哪怕是有一点点意见不合，就只能告诉他无法一起合作。因为这是我的理念，我的意愿。我于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和他见了面。我认为《背水一战》的主人公应该稍微有点像迟暮的英雄，重返战场的英雄。是父亲一样的形象，并非外表很强硬，而是内心强硬的角色。所以，剧中角色的年龄和演员的真实年龄相仿就更好了，比如跑步的话会累，打架的话会感到疲惫，内心也会感到害怕，我希望能第一次挖掘施瓦辛格这样人性化的一面，而不是像以往电影中那种打不败的硬汉。施瓦辛格听了以后欣然接受，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部电影最终由施瓦辛格来出演。我想这也许就是命运吧。
《背水一战》韩国版海报B：很多人看了《背水一战》之后，会觉得施瓦辛格的演技有长进，和他这些年离开影坛从政有关。你对他的演技有什么看法？
K：我拍《背水一战》有几个理由，其中之一是，像我以前拍的具有韩国色彩的电影《看见恶魔》，由崔岷植、李秉宪主演，是一部特别沉重、黑暗、残忍的电影，我想走出这种风格，非常想尝试明亮、有趣、轻快的电影。而利亚姆·尼森之前演的电影，会比较沉重，因此如果是他演，可能会是沉重版的《背水一战》。确定由施瓦辛格主演以后，我想电影也许能变得幽默一点，变成比较轻快、明亮的作品。施瓦辛格以前都是很强硬的形象，这次我想展现出他人性化的一面，这将会很有意义，对我而言也有拍电影的乐趣。塑造演员的形象对我而言会是一种挑战。
最终电影呈现出了我设想的某种歪斜的幽默气息，这好像是施瓦辛格才具备的能力，能用幽默处理那样的场面。施瓦辛格是个很聪明的人，拍摄时，很懂得如何消化导演提出的要求。虽然在韩国我是众人皆知的导演，也拍了很多作品，但在美国，由于电影制作体系的不同，当我感到困难的时候，施瓦辛格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这些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而且对我提出的建议，施瓦辛格几乎没有提出过不同观点，即便有，也都是很积极、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会一起讨论。所以这部电影能在美国顺利完成拍摄，施瓦辛格功不可没。
B：施瓦辛格是怎么支持你的？
K：比如拍摄期间，当我想不出更好的点子时，我就会十分苦恼。在美国的电影制作体系中，要是赶不上拍摄进度的话，得承担很大的风险。副导演和美国的工作人员也都催我快点拍，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氛围就是那样。可是施瓦辛格却对他们说，导演是艺术家，要给导演充分的时间考虑。在帮助我适应美国电影体系、成为电影制作团队的中心方面，施瓦辛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B：这两年，很多老的好莱坞动作明星都复出拍电影，比如布鲁斯·威利斯、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影迷一方面觉得，能再看到这些英雄十分高兴，另一方面也在感叹，英雄不仅外貌老了，动作也慢了。那么施瓦辛格在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在真正的动作戏面前，是不是还能保持以往的状态？
K：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看布鲁斯·威利斯、施瓦辛格等明星演的动作片长大的。这几位现在有的已经离开银幕很久了，有的以配角的身份继续着电影人生，随着年龄的增大，有些人也逐渐告别影坛。和这些人一起拍动作电影的话，虽然无法再看到他们年轻时华丽的身手，但反而能展现动作片现实的一面，可以摆脱动作片的固有程式，带来全新的感觉，有一种 old fashion 的美。这类电影在美国也曾风靡一时，比如说《赤焰战场》（Red），摩根·弗里曼和布鲁斯·威利斯合作出演动作片，会勾起人们对昔日电影的回忆，而且全新演绎的角色，也能展现出他们年轻时无法表现出的富有人情味的、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一面。带着这样的想法，在《背水一战》中我也更多地追求这一方面。
在语言之先，要有电影层面的沟通
B：对《背水一战》这部电影的看法目前比较两极化，一部分施瓦辛格的影迷很喜欢，一部分人还是觉得只是美国动作片而已，没看到什么新意。你在拍摄时，是有意识地在这种类型片中加进了自己的东西呢，还是因为这是你第一部好莱坞电影，所以比较遵守美国的方式？
K：两方面都有考虑。比起韩国，在美国电影中，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界限更加分明。你要制作商业电影的话，必须具备商业电影该具备的因素。为了这些因素，虽然想更多地添加我自己的色彩，但为了符合大众口味，必须明确遵守商业电影的界限。
《背水一战》电影剧照
《背水一战》不管怎么说也是一部投资了韩币 300 亿以上的商业电影，如果全是我自己的色彩，那就是艺术电影了。所以，在遵守商业电影规则、使电影具备其该有的因素的同时，该怎样融入我自己的个性？一番苦恼后的最终结果，便是《背水一战》这部作品。因为是第一次接触美国电影体制，和美国演员、工作人员合作也是第一次，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一次，所以肯定会受到一些限制，有遗憾的地方。但我的确是两方面都有权衡，没有抛弃任何一方面。只是比起在韩国，环境也好、体制也好，都是第一次接触，因此无法实现的部分肯定是有的。虽说如此，我有句很喜欢的话，“虽然走错了路，却能以此为契机，绘制出地图”。这次也一样，也许有些人会认为我好像是走错了路，但对我而言却是绘制出了一张新的地图，有这样的意义存在。下次再拍好莱坞电影的话，会多添加一些我所追求的色彩。
B：在好莱坞规则的基础上，你认为自己添加的最重要的个性化的部分是什么？
K：首先，美国是有剧本作家的，导演只是被雇佣来拍摄。所以在这样的体系中，想在商业电影里加入导演自己创造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谓个性，是导演对电影固有的一种感性，这是无法和别人一起分享的，而是属于那个人的风格。但在美国，你得让所有人都理解你的想法或是意图。文化上的偏差肯定是有的，再加上每个人的性格想法都不同，要让所有人都理解十分困难。所以我拍摄电影的时候，感到要让剧本作家跟着导演走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感到很辛苦。但是在这部电影里，我依然还是有很多时候会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有一场在玉米田拍摄的戏，这不是编剧的想法，而制作电影之前都有预算，要用玉米田的话预算肯定会增加，所以就要经过一系列程序才能作决定。就算想法再好，实施起来也可能会有困难。所以工作人员们下决心，一定要在玉米田拍摄，即使改变其他部分。在人物方面，动作电影的人物形象也都像固定好了似的，我在电影中让这些人最终也能收获爱情，以幽默的方式改变一下人物形象，这样的话观众也能感到亲切。这样的设置，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商业目的，因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平凡人用最低端的手段战胜拥有最高端手段的贩毒分子，为了抓住这样的理念，所以我为人物安排了幽默搞笑的性格。
B：作为东方导演，在好莱坞拍摄动作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从中获得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K：去美国拍摄之前，我以为语言会是最大的难关。但去了之后，发现语言倒并不是什么问题。虽然我英语不太好，但是有很优秀的翻译。不过在语言之先，要有电影层面的沟通。电影层面的沟通如果可能的话，即使语言不通，相互间也还是可以畅通地进行交流的。电影的影像语言、图像语言，比起我们讲话，更能使人亲近，比话语更加优先。所以换句话说，即便互相语言不同，但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能制作出优秀的作品。这一点不仅我感受到了，一起参与制作的所有好莱坞工作人员也都有共鸣。
举个例子。在拍摄已经完成三分之二的时候，有一次我把演员叫了过来。因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我和翻译用韩语说了一通后，翻译还没把韩语翻译成英语，那个演员就说我知道了。我问他你真的知道了吗？他说知道了。我说那你演给我看看，证明你是不是真的听懂了。结果他真的听懂了，这便是电影性的沟通。
B：当初你是怎么接到好莱坞这个片约的？当时的心情如何？
K：事实上，我 2003 年拍摄了《蔷花，红莲》之后，就收到了好莱坞方面的提议，梦工厂想要重拍那部电影。所以说我现在才进军好莱坞，已经算晚的了，主要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选作品。去美国拍电影，导演去那边之前，剧作家、演员、拍摄时间都已经规定好了，那样的话，我都没什么时间准备，也不能将自己的个性加入到电影之中。为了避免这些情况，以及我想在自己状态最佳的时候投入拍摄，所以进军好莱坞的时间就延后了。有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但那边的拍摄时间又和我在韩国的日程有冲突。我正式进军好莱坞是因为《甜蜜的人生》，这部电影去戛纳参展，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 CAA 看了以后想和我签约。总之这段时间变化实在太多了，一会儿这个不行，一会儿那个不行，几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从 2003、2004 年第一次收到提议，到决定拍摄《背水一战》，隔了将近7年的时间。所以接到邀请时，要说开心，反倒是希望快点开始拍摄，快点结束，好接手下一部作品。
金知云处女作《死不张扬离奇失魂事件》由宋康昊和崔岷植主演，当年两人都还不是韩国影坛的大哥大，可见其眼光独到。B：有在中国上映的计划吗？
K：当然想在中国上映，但是因为有些暴力内容，还不知道能否上映。
不管在哪里拍电影，关键是要拍出好电影
B：2008 年你曾经计划翻拍法国导演克洛德·苏台（Claude Sautet）的电影《马克斯与拾穗者》（Max and the Junkmen），据说吴宇森也会参与。为什么想要翻拍？为什么后来这个计划搁浅了？
K：是因为吴宇森导演的计划才终止的（笑）。本来是有一个将法国电影翻拍成美国电影的计划，就是把法国黑色电影的几部名作，由我、吴宇森和其他几位导演进行重拍。那是吴宇森导演与和他长期合作的制作人张家振的想法，目的是为了让亚洲导演进军好莱坞市场，表现亚洲导演的个性。吴宇森是首位进军好莱坞并且获得成功的亚洲导演，但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拍《赤壁》，日程有些改动，所以计划就终止了。不过现在还是在和朋友继续讨论这件事，不是说完全放弃这个计划了，现在还在继续推进中，在寻找投资者。
B：现在有很多韩国导演在好莱坞拍电影，包括朴赞郁的《斯托克》（Stoker）、奉俊昊的《雪国列车》（Snowpiercer），你怎么看韩国导演集体进军好莱坞的趋势？你们之间会有交流吗？
K：现在可不是担心别人的时候（笑）。我认为韩国导演的长处是能把电影拍得很有趣，并且融入自己固有的色彩。我和朴导演、奉导演，从刚出道开始就很熟，也是差不多时间开始进军好莱坞的。但是我们三个人的路线不太一样。像我的话，就是制作最原始、中规中矩的好莱坞电影，而朴导演更倾向于带有好莱坞色彩的艺术电影，奉导演则是把韩国制作团队带到美国，与好莱坞演员合作，制作出来的其实还是韩国电影。每个人的路线都不一样，所以给好莱坞电影添加了多样的色彩，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还有，我们三个人以前每次在韩国拍电影时，经常会一起出来讨论，给予对方支持与鼓励，相互间是这样的关系。现在也是差不多时间进军美国，在美国见面的话，大家都说自己最辛苦，一起分享、分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导演 金知云B：比韩国早一些，中国香港也有一批成功导演纷纷闯荡好莱坞，但是能够真正站住脚的可能也就是吴宇森。对你们来说，他们的经历和教训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
K：较早进军美国电影的亚洲导演中，吴宇森是最具代表性的，还有像徐克、陈可辛、王家卫等，除了吴宇森，其他几位好像都是拍了一部左右就没有下文了。除此之外，也有日本导演、泰国导演去美国拍电影。但我对这些没有多想，大概别的韩国导演也和我一样，虽然没问过他们，但朴导演、奉导演应该是和我差不多的想法。我不是因为好莱坞梦才进军美国的，所以对我而言进军美国并没有很特别的意义。我在韩国用心拍了很多电影，也想在好莱坞拍一部，因为我对美国电影有很多好奇的地方，觉得去那边试一下也不是件坏事，就是带着很轻松的心态，并没有赋予它很多的意义。因此没有想过要去关注其他导演怎么做，或是从他们身上吸取什么教训。不管在哪里，制作电影都会成为我的经验和记录。不管在哪里拍电影，关键是要拍出好电影，除此以外我没有多想什么。
B：你的电影一直能够比较好地结合商业和艺术，比如有时候在一部电影中同时体现了商业性和艺术性，有时候是拍一部商业电影，紧接着拍一部较为严肃的艺术电影。你是有意识地平衡了这两者，还是凭直觉就能把握好这种平衡？
K：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特征吧。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喜欢复合型的东西，对于把多种体裁、领域混合在一起没有拒绝感，吸收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比如把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制造出统一的感觉，或者把原有的东西分解后创造出新的东西，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与生俱来的能力。不过，如果只有生产这些复合型东西的人，没有接受他们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正是因为有喜欢这类东西的一代观众存在，这类东西才会变得有可能，这样的电影才会产生。是自然的选择，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我制作的所有电影体裁都不一样，在一部电影里也能超越体裁的界限。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特征。
B：韩国电影大约是在 1998、1999 年，《生死谍变》（Swiri）大卖座之后形成了强劲的势头。你也是在 1998 年完成了处女作，还有一批年龄相仿的 60 年代出生的导演，也都是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这是因为外部原因，比如 1998 年取消电影审查制度、“光头运动”等等，还是你们自身成长等内在的原因？
K：我的看法是，80 年代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斗争搞得非常激烈。所有国民、所有年轻人为了民主化，都团结到了一起。但同时，因为那时候还是独裁政治，人们还无法顾及文化生活和追求多样性，一心只追求完成民主化。那场民主化运动的结果是最终实现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经济也有很大发展，而人们被长期扼杀的对于多样化的需求、享受生活的需求，在 90 年代以后，就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因此电影行业就迎来了大爆发。再加上金大中总统特别推崇电影产业，国家也给予了很多关心支持，所以电影行业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与此同时，90 年代末开始，韩国各个地方都新建了电影院，人们要看电影也不是非要跑到首尔市中心，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有很好的剧场可以看，因此电影成为大众的休闲娱乐活动，成为文化生活的首选。
来源：外滩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