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那时比现在狂妄
周黎明：有些影评人说你在风格上受了某些西方影人的影响，举得比较多的是库斯图里卡、斯科塞斯、昆汀·塔伦蒂诺。你自己觉得你受谁影响多一点？
姜文：第一，他们很高抬我，以为我像他们一样是影迷。我不是影迷，我看的电影很少。当然，斯科塞斯我是喜欢的，尤其是前几年，我到美国见过他两次……
内地导演姜文周黎明：我知道早年美国大使馆请你过去的时候，你就指名要见他。很早时候的事。
姜文：在这之前，大学刚毕业的时候，1984、1985年，看了一批美国电影回顾展。可以看两轮，看了一轮，大部分片子我是不喜欢的，有俩片还不错，我就又去看了一遍。我发现这俩片的导演是同一人，这哥们跟我算是有点缘。我那时比现在狂妄，我觉得他那事儿算是办对了（众人大笑），我觉得我可以见见他了。我年轻时候特别狂妄，而且不是装的，是真的。他片儿我喜欢，节奏特别喜欢，都是德尼罗演的。
塔伦蒂诺呢，我看过他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来过这儿。那时候谁都不认识他，我就跟他见过面，我觉得我跟他还很聊得来。那时候刚刚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一次我们还在一起聊天儿来着。人非常可爱，非常聊得来，不像一般人觉着美国人那种事逼劲。
述平：他是美国东北人。
姜文：好吃，好聊，好喝大了吹牛逼，搂脖子搓后脊梁，说去美国找我去。我说你不在怎么办？我不在你也要找我，我们家钥匙在哪哪哪砖头底下，你要不找我你就是孙子。上次德尼罗来也是这么做法，一个老美，半顿饭，喝了一瓶茅台，走的时候还带了一瓶走。我得说人是分族的，电影族跟国籍和什么背景关系不大。这个人我喜欢，但是他们的片子我不是每个都看，好多片我也没有看过。至于库斯图里卡，我看不进去，不是那么喜欢。《教父》我也喜欢，我反复看过，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因为舒服，今儿看下，听见音乐就舒服。莱昂内是个最大的错觉，他们老说我喜欢他，我最不喜欢莱昂内，他那片我都想重剪一遍。首先，一个明白人肯定知道，他的片子节奏特别慢，我的片子节奏非常快，根本不是一个风格。就是因为我的电影里面有个小男孩，看另外一方小女孩跳舞，就认定我喜欢他，那这我就没有办法了。而且他有卖弄感、手艺感，我不喜欢那种手艺感。其实我的电影心意更多，他手艺更多，我不太欣赏那种手艺感。当然不能说我没有受过他电影的影响。在我的认识当中，一个影迷成不了好导演。
周黎明：可塔伦蒂诺不就是影迷发展过去的？
姜文：他自己说的话你千万别相信，我更相信那句话是真的：有几个德国导演，包括法斯宾德，以及帮我做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施隆多夫（Schlondorff），他们在法国电影圈混，混完了回到德国，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德国没有电影，我教你们拍电影吧！”这样的心情和冲动是造就一个导演的根本原因。他成事儿了，就说“其实大家都给过我营养”，这是骗人的、冠冕堂皇的话儿。我的理解，说真话一定是这样，“这什么破电影拍成这样，老子来一个！”这时候出来一个好导演或者一批导演。没有说，看见这个不错，那样的人也许能拍，那绝对不会是一个好导演。我想斯科塞斯他们会说谁谁（帮过我），比如说，他现在没钱了，中国刚好有那么多游资、闲钱，咱哥儿几个整点给他，就像他们当年帮黑泽明。但是最根本的冲动，尤其是当一个导演面对他喜爱的作品、剧本的时候，他不觉得前边儿有人，全跑后边去了。什么这个大哥、那个大哥，什么奥逊·威尔斯，走吧，我超过你了！所以我们经常说，不是向谁致敬，是向谁致歉。哎呀，这场戏写的，那得向费里尼致歉了吧。
上图1992年姜文在纽约探班马丁·斯科塞斯；下图是2011年马丁·斯科塞斯邀请姜文导演携妻周韵做客他的电影工作室周黎明：奥逊·威尔斯二十五岁拍电影之前是做话剧的，他根本连电影手法都不懂。他临时去看了几部约翰·福特的影片，然后就拍了。整个好莱坞都笑话他，但他拍出一部在西方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影片。他那个心态，其实跟你刚才说的是非常接近。
姜文：很多人有这个心态，只不过他们没说。说出来得罪人嘛。说你丫太狂妄了。我觉得塔伦蒂诺在拍《落水狗》的时候，那么别致，他一定觉得你们这些什么破电影，起码就像巨王蚁吧，巨王蚁，我来一个。但是他把这个拍好之后，他觉得“哎哟，我不能这么说，其实很多东西还是给了我营养。”你比如说港片吧，扯得多远啊，扯到你根本觉得毫无价值的一堆垃圾里边去了。这是一句好玩的话，就说谁给你的灵感啊？进门那儿的保安吗？我也会聊这个。他这话的意思是说：不是美国养育了我，不是欧洲养育了我，是你们觉得一个傻逼的地方养育了我。我理解他的话，所以这句话暗含着对他所蔑视的、在他之前的美国电影的一种批判。我这么理解他的。
周黎明：这部影片里面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站着把钱挣了”，很多人理解成是你在说话。你觉得中国现在的电影环境里，站着挣钱的难度大吗？
述平：本来就应该站着挣钱。谁愿意跪着挣钱？对于这句话敏感的人，拿这个来说事儿的人，是跪习惯了。
姜文：跪着也挣不了多少钱。
危笑：要看站着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人抽鞭子，让你突然又跪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张牧之其实是爱钱的，我心目中的姜导，根本没有张牧之对钱那么热衷。没这个概念，他对于钱太无所谓了。说这句话是很多跪习惯了的人和躺习惯了的人觉得奇怪。
姜文：咱们这么说吧，每个人无论他已经或者还没有获得多少尊严，都是希望自己有尊严的，从人的本性或者劣性来讲，都希望得到更大的资源。这里面确实有一个比例，你是想多得，还是想为了多得付出丧失尊严的代价？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我要尊严，我也都……这句话为什么被大家记住，我的理解是大家都想站着把钱挣了，或者是我站着你给我把钱送来。这是一个人的心理吧。只是现实中，被逼无奈，被教育得无奈，成了黄四郎坐着挣钱，葛优跪着挣钱，刘嘉玲躺着挣钱，粉贩是挨揍挣钱，他们也是不愿意的。
六 牛逼的电影更像话剧
周黎明：你的影片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影像方面的，但你是中戏毕业的，训练最多的是话剧，而话剧更偏文学性。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如果是文字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再拍成电影了。这回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批评，说《让子弹飞》是有一点像话剧。你如何平衡影片的影像性和文学性？
述平：电影摆脱不了文学性。没有文学性那成什么了？小品？逗闷的？文学性是艺术的一个基础。
周黎明：我猜说这句话的人是觉得电影比话剧高，当然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我看过很多从话剧改编的影片，非常精彩。我觉得这两者是两种艺术类型，本身不存在高下，当然会互相影响。
述平：拍电影有对和好两种方式，对的不一定好。我们不管对不对，要的是好，是精彩。话剧不话剧，文学不文学，最后要看结果，看有没有影响。艺术不能等同于生活，有一种范儿在里面，你看了会感动。
周黎明：在导演的层面肯定是有一个平衡。我倒是觉得他们可能是拿一个固定的标准，不管看什么影片，都拿这个标准来套。他觉得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对的，不符合就是错的。我曾经在《莎乐美的七层纱》里谈电影跟体育有何不同，体育是有客观评判标准的，电影没有。
姜文：我看过这篇文章，他说，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式来衡量姜文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对。我们这脚不是按他那鞋长大的，他们那鞋，都不知道什么人穿过了，很臭的鞋，还有点破。我压根就不打算穿这个鞋。所以把那鞋拿来理呀适啊，你说多可笑。这是一。第二，他那句话说得非常有营养，体育是大家有一个规则，无论是观众还是裁判，压线了，罚下去；所以费德勒跟人吵也好，没用；电影牛逼就牛逼在每一个好电影都应该是单独的规则和超越规则的。这时候如果一个影评人不聪明，他就拿一个臭鞋、别人穿过的鞋在那比划。他必须明白这个片子的企图在哪。我看周黎明的文章我心里边有亮，不是说你说我好我就亮，这个人有学问，有态度，有办法表达，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评别的也会评得很好。
《让子弹飞》剧照另外一个关于电影像话剧的，我觉得说这话的人——你肯定不说这句话，即使你觉得这电影拍得不好你也不会这么说——第一，他是以挑衅的态度来聊事儿，第二，我敢肯定，他既不懂电影也不懂话剧，他基本上是无知的人，他敢于说无知的话，那就比无知还无知了。首先，电影叫第七艺术，从本质上来说，拿一个摄影机拍老早就存在了的东西，拍存在了上千年的叫戏剧的东西，拍与人俱来的叫建筑的东西，拍上帝创造的自然景色，其实跟摄影机没什么本质的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个记录。像iPad也好，Apple也好，你不能说你这个作家是Apple风格还是IBM风格的作家，这不是傻逼问的问题吗？我拿它当工具，我拿什么写，写出来都是小说。这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第二，他既然已经介入，当他有一些不同手段发生的时候，当然是最早的时候，他作为摄影机带动人们去观察的时候，你可以说他具有自己的某种语言特性。假如我们承认有一种东西叫电影语言，这个东西给人带来的误解特别大，不如说它是导演语言，导演利用各种东西，有他自己的写作风格，那不叫电影语言。首先我觉得电影语言这词有点不太对，容易产生更多的误解。还有大家没弄明白，什么叫话剧，可以这么说，电影史上留下名字的，《公民凯恩》也好，《教父》也好，塔伦蒂诺的片子也好，他们其实比任何一部电影都更像话剧。真正的营养是导演怎样理解人，你当然要通过文学手段、戏剧手段把这个台本弄出来。你得懂得欣赏表演手段，这是与生俱来的，这是迷人的东西，这是人的心智的问题。然后把它演绎出来，其实是在把无中生有弄得像有一样，在过上帝的瘾。通过过上帝的瘾，你能让美眉们有一种由内到外的洗礼。这是电影有意思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只看到了作为控制电影的这些人的个人内心世界。跟电影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有人说夸张就成话剧了，“生存还是毁灭”，夸张吗？一点儿都不夸张。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To be or not to be，这一点都不夸张。我十五岁的时候，会觉得，大哥你干吗呢，你给杀了不就完了吗？那是因为你简单，你心里没感受到那个。简单、单纯不是可以炫耀的东西。我们可以怀念它。说这话的人是希望你单纯，我不单纯，我好收拾你。那么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啊。不是说莎士比亚在那矫情。它是话剧。德尼罗那个“You talking to me?”来回问了七八遍，他们会说，这是话剧。那是最好的电影表演，他们不懂。你们以为在那说着什么股票今儿涨了多少，哎呦喂，这叫电影啊，这叫傻逼！一个最简单的生活模仿，我都不好意思，我能学十五个人里头听着跟那个人一样，我觉得这不是表演，这叫玩儿。他们电影里还有什么，就是不说话，记住了“此时无声胜有声”，是《琵琶行》里边的，你得前面那什么“大珠小珠落玉盘”啊，上来就“此时无声胜有声”，你不是傻逼吗？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不能开枪，为什么不能大段的说话？没文化！
周黎明：像那个话剧的批评，我倒过来是把它理解成好事。这表明这部电影的台词非常好。
姜文：说这话的人有两种人，一种是贬义，觉得电影这么高级……电影高级什么呀？第七，不高级。第二，有的真是在夸你，哟，这台词真好，真搞笑，光想搞笑了，这像小品，他其实也是在夸你，他说这真好，像话剧，这已经比那像小品高级了。有些人是在夸你，这你还真不能借题发挥了。不一定是这篇，这个作者。我觉得夸一个电影贬一个电影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就是把它当黄鹤楼，盖这了，哥们你们聊吧，我听听，谁能聊成崔颢那样，谁能聊成李白那样，谁能聊成王润之那样，谁能说出到此一游或者说这上面吃饭牛逼，他当饭楼了，当酒楼了，没关系。
周黎明：大部分人可能就用一个字：顶。
姜文：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看我们电影，我们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真可爱，真诚实。不是说骂我们，我们就生气，有些人虽然在骂我们，他们其实是借题发挥，在骂别的事情，他们特别诚实，不是跟你有仇。有些人虽然在夸你，酸不溜叽的，但是他是冲你这个电影在挖苦你后边的人。更多的情况是，他们无意中暴露了自己，就像看那维纳斯似的，这是男的是女的啊，说这女的胳膊没了。这跟维纳斯没什么关系。
《让子弹飞》工作照，周润发在听姜文讲戏周黎明：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文学故事根本没有必要拍成电影？
姜文：《红楼梦》就没必要拍。拍不了，很难。你说博尔赫斯能拍吗，也不要拍。他的文字的组合已经那么奇妙，电影只能给他往下拽。其实电影是个门槛低的东西，电影不能拍太牛逼的作品，只能拍二牛逼三牛逼的故事。最牛逼的故事不适合拍电影，或者也没必要拍电影。
周黎明：那是因为文字留白多？
姜文：唐诗也没必要拍电影。不是每样东西都能拍电影。我觉得昆汀一言以蔽之，通俗小说是最适合拍电影的，有可能拍出很棒的电影。
周黎明：美国的《乱世佳人》和《教父》都是二流小说，拍成一流电影。好象有这种说法，二流的文学作品比较容易拍出一流的电影
姜文：比如说述平的小说，一个叫《有话好好说》，是晚报新闻改编的。一个是《赵先生》。吕乐拍的。他好多小说写得特别好，而且特别色。那个色让你看得怦然心动，我有一次看他的小说，看着看着，看有没有人看着我，色情到这种程度。不是那种贬义的色情，它主要是写男女，但是不仅仅局限在男女这个事儿上。写得非常好，但很难拍成电影，所以我老逼着述平来改编别人的东西，他是很郁闷的。
周黎明：《太阳照常升起》我当时看完，觉得要写这个剧本太难了，因为它影像的程度那么高，就好像你先有影片，然后人家再根据你的影片创作文学。很难想象这个片子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剧本，然后在这个剧本上你去把它视觉化。我事后看了剧本，小说没看过。但是我想象这个电影剧本应该是一个倒过来的创作过程。
七 艺术家永远不是好政治家
周黎明：你的电影似乎都在突破类型。你觉得观众应不应该用贴标签的方法来归类你的影片？
姜文：不应该。这怎么贴啊？
《让子弹飞》工作照周黎明：贴了他方便识别啊。
姜文：按菜谱拍戏，安全。但我们确实做的是私房菜。按菜谱来说，我们跟他们都不像。因为这菜谱是方便人们的，不是为了好吃。我们这是为了好吃。你说咕咾肉，我不那么做行吗？他是没办法，为了沟通方便，您来份咕咾肉。其实我就想吃肉，能不能有别的做法？我们确实是想把它做得好吃，这点我觉得是对观众最大的责任。鱼香肉丝、咕咾肉好做，但是好吃与否是另外一回事。
周黎明：你为什么不拍现代的题材？这四部影片离现在最近的也有三十多年。
姜文：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我好像跟谁说过，你就算拍现在的拍出来也是过去，那有什么意义？而且，一旦拍成电影，过去的都是现实。我觉得历史和现在没有界限。
周黎明：全部需要经过个人的那道滤镜？
姜文：对，就像一道光照在这，你非得说那是过去，这是现在。那是人为的。
周黎明：你非常注重环境当中的个人感受。但你对背景上的大环境是有个人的观点，有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观点，但是你的作品又呈现出一种模糊性，无论是讲“文革”也好讲当下或者军阀混战的年代，感觉让人琢磨不透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环境的。你是故意想要这么呈现还是观众想得太多？或者我再问得具体一点，你是怎么看待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
姜文：我不懂什么是批判现实主义。
周黎明：你觉得文艺需要以文载道吗？你觉得有这个责任，还是多余的？
姜文：看你是什么人，还是文如其人吧。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出什么样的东西。需不需要不一定能做得到。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要去思考和追求的事儿。
《让子弹飞》工作照周黎明：你觉得一部影片产生诠释的多寡跟它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有关联吗？或者说，是不是观众理解越不统一的影片就表示或者暗含着它的思想性越丰富呢？
姜文：还是看这个影片能不能让人家兴奋，能不能让每个人多点多巴胺，多巴胺多了就容易说出心里话来，就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肯定是不同的，很难让他们一样，就算他们是一种类型，也不一样。关键是你能让这些美眉们多巴胺产生出来，就像老汤一样，至少说三句话的时候，就成千姿百态了。一个片子如果没有让人产生多巴胺，自然话说得就少了嘛。但并不意味这这片子有多牛逼，有些不牛逼的片子也能给人一些刺激。
周黎明：你将镜头对准大时代的小人物，但是我认为这些小人物是有着大人物的基因的，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你将来会不会直接将镜头对准大人物？
姜文：我觉得现在是大时代，其实比那时候还大。往往战争年代，人们相对单纯。“文革”时，其实人也相对单纯。我没有大时代小时代这个概念。
周黎明：大人物跟小人物呢？
姜文：谁算大人物呢？不能用他的阶级、成分来划分，溥仪连县长还不如呢。我们只能说这个故事所营造的环境是不是给了这个角色展示内心的机会。因为我总不能像一本书那样说我的内心是这个。这不叫戏，得按他们的行为言语调动内心，你直接调动内心这没法看。我是在想，我们的环境是为了给这些人物展示内心，第二，展示出来的内心到底有多深多广多微妙。
周黎明：你有英雄情结吗？你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样的？
姜文：什么叫英雄？什么叫英雄情结？我心目中的英雄什么样我真不知道。
周黎明：你会接受别人对你的顶礼膜拜吗？
姜文：我不会，我觉得那样很可笑。我最幻想的是大家都很牛逼，都很有尊严，都很有主见。
《让子弹飞》工作照周黎明：如果将来有机会，你会拍毛泽东传记吗？
姜文：有好剧本，我愿意去演，我不一定去导，因为那太累了，又演又导太累。我不知道现在的环境是不是合适，因为他的争议很大。他是一个影响历史很大的人物。但是，他不是我的偶像。我只是针对很多人对他的粗暴态度，是想强调一下，他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那样而已。
周黎明：如果你从政的话，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吗？
姜文：肯定不是。艺术家永远不是好政治家。而且我也不打算从政，艺术家从政容易变成法西斯。或者说法西斯本身也是个艺术家。就像我跟他们说的导演互相看不上，文人相轻，都是好的，因为他不这样怎么会有他自己的东西，怎么会有一个叫李白一个叫杜甫的呢，他俩可以一起喝酒，但是想，你要写成那样，那样写多没劲，这样多来劲，这才能让我们后人看到不同的东西。政治上另外一回事，要哄着大伙过日子。我不知道怎么弄。
周黎明：你觉得霸气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气质吗？
姜文：你说的霸气是不讲理吗？欺负人这算霸气吗？
周黎明：当然这个词本身有点模糊。你刚才说的可能算蛮横，我觉得霸气可能是有强大气场，有威慑力，不受人家影响，但很容易影响别人。
姜文：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很讲道理的。我是一个道理控。其实外界没必要了解我，他们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描述我描述得很开心。但是跟我没关系。我也在那幸灾乐祸看着一个叫姜文的人，但那根本不是我。
周黎明：媒体或其他人对你的描述，其准确性有多少？
姜文：基本上都是照猫画虎，大家也没必要看虎，猫都见过，照着就给画了。只有虎觉得，我怎么就是一猫啊。人家说，是在夸你呢，那是你师父，你得跟猫学。当然，画虎的人没有必要非得跟虎在一块。那有点危险。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求真的环境。媒体嘛，基本上都是你家长我家短，大部分是八卦。你没必要跟他着这个急。第二，世界是被误读所建立起来的，你怎么能跟别人说你别这么误读我呢。第三，我都不知怎么描述我自己，我怎么能要求别人怎么描述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人愿意描述我就行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他必是带有自己的情感和需求来写我的。他写我干吗呀，他就是要表达这事儿，才写到我了。表达对名人的态度写到我了。这里面其实跟我个人没有关系。
《让子弹飞》工作照周黎明：如果将来有人拍你的传记片，你希望是一个跟你艺术气质相似的人，还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姜文：我根本不想这事儿，我也觉得没必要拍。拍我的传记有什么意思啊？
周黎明：将来这很可能是不受你控制的事情。
姜文：第一，你甭拍；第二，如果我死了要挨骂随便吧，真的没法想。我怎么能怕误读呢？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本来就建立在误读之上，也建立在八卦之上，《史记》就是个政治八卦嘛，他也没看着那些事儿，差四百年呢，咱就当正史读了。这多大八卦呀。
周黎明：我引用我自己影评里的一句话：衡量姜文不能用政治的标准，一定要用艺术的标准。你觉得？
姜文：我觉得说得特别对。这是唯一的应该有的一个标准，我又不是政治家。我对政治又没那么关心，而且我同意述平的话，政治与艺术比较起来政治很渺小，还是艺术更伟大一点。另外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拍一个真实的姜文？这真实的姜文在哪？不重要，主观的真实很重要！你认为他就是这样了，也就这样了。
周黎明：那很有可能像《罗生门》的拍法，找几个跟你共过事的人，十个人讲十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可能完全矛盾的。
姜文：我觉得《罗生门》的价值就在这。其实你找不到什么叫做真实，你觉得人家写的自传你能信吗，也不能吧？我觉得写自传的人很可笑。
周黎明：我觉得信自传的人更可笑。写自传的人他觉得有这个必要。
姜文：写自传的人他信誓旦旦说我这样我这样，我觉得也挺可笑的。我不信，除非他把那天的心情、天气、细节、乱七八糟的全弄来给我，这里边影响他说这句话的因素太多了。咱们同样的采访，放到下礼拜，写出来的文字完全不一样。是吧？做这个事儿咱们做五遍，自己就成罗生门了。
《太阳照常升起》剧照孙鹏（周黎明同事）：能提个小问题吗？发现《太阳》和《子弹》里面有很多配乐都是相同的，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久石让的音乐？
姜文：我向《太阳照常升起》致敬，因为我发现没人致敬。我就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懂嘛，我给翻译成这样了，音乐总听得懂吧？
周黎明：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看得很细，我一开始还没注意到。
姜文：这个说明，超出你想象的人看过了《太阳照常升起》，只不过他们没在影院看，而影院当时听到看不懂就害怕了，就把它收起来了。谁说看不懂啊？就是那帮不敢得罪资本家的写文章的人，没有票房是吧？那显然不牛逼啊。不牛逼我怎么着？还不如说你这片看不懂吧。所以我想观看《太阳》的人比我想象的人多。另外，王朔同志给我一个启发，我拍《阳关灿烂的日子》时，他住在我们组里，有个地儿我不知道怎么剪，吃不准，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王朔你觉得这样行吗？他说挺好啊。我说，但是我可没看别人做过。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拍电影的都怎么想的，要是我写小说的时候别人没这么写过的才牛逼呢。既然没人这么做过你就这么做了算牛逼，那就这么做吧，也不错。我还真没发现有哪个电影用同样的音乐，又都是他自己拍的，上个电影用这个，下个电影还用这个——除了续集，还真没有。
冯欣（周黎明同事）：我想问一下您什么时候会感到孤独？
姜文：我从来都感到孤独，每时每刻。你不是吗？人都一直在孤独，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得聊天、说话，所以有宗教。像他（述平）的小说，就告诉你怎么享受孤独。
原文载于2011年第二期《收获》杂志专栏“一个人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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